此词是北宋最早的小令之一，也是作者唯一传世的词作。这首词是王禹偁任长州知州时的作品。
起首一句“雨恨云愁”，借景抒情，借情写景。云、雨并无喜怒哀乐，但词人觉得，那江南的雨，绵绵不尽，分明是恨意难消；那灰色的云块，层层堆积，分明是郁积着愁闷。即使是这弥漫着恨和愁的云雨之中，江南的景色，依旧是美丽的。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写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王禹偁用“依旧”二字，表明自己是仅承旧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上片煞拍写的是：蒙蒙的雨幕中，村落渔市点缀湖边水畔；一缕淡淡的炊烟，从村落上空袅袅升起；水天相连的远处，一行大雁，首尾相连，款款而飞。但如此佳丽的景色，却未能使词人欢快愉悦，因为“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古人心目中，由飞鸿引起的感想有许多。如“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这里，词人遥见冲天远去的大雁，触发的是“平生事”的联想，想到了男儿一生的事业。王禹偁中进士后，只当了长洲知县。这小小的芝麻官，无法实现他胸中的大志，于是他恨无知音，愁无双翼，不能像“征鸿”一样展翅高飞。最后，王词将“平生事”凝聚对“天际征鸿”的睇视之中，显得含蓄深沉，言而不尽。
这首词艺术风格上一改宋初小令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的格局，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面目。词中交替运用比拟手法和衬托手法，层层深入，含吐不露，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饰，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从思想内容看，此词对于改变北宋初年词坛上流行的“秉笔多艳冶”的风气起了重要作用，为词境的开拓作了一定的贡献。
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这篇文章在写作、构思上别具匠心，由“天下无事”日久，“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引出“廓然有大志”的亡友石曼卿，又由曼卿而及秘演。又述曼卿、秘演相交最久，且是 “以气节相高”的“奇男子”。然而二人却不为世用，曼卿死，秘演亦老病，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欧阳修对石曼卿诗颇为推崇，而曼卿“尤推秘演之作”，反衬秘演诗作“雅健有诗人之意”。在秘演将南游之际，作者“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全文共分三部分。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愿结交天下豪士，结识了亡友石曼卿。一开始，作者先由自己当年进京结交当世豪贤写起。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随州荐名礼部，到京城应试，因此有机会结交当代的贤良卓越人物。当时，值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这四十年，为北宋全盛时期，所以作者称此时为“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自古有“乱世出英雄”之说。动乱的社会， 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以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 有用武之地。而社会安定， 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 可是却使那些智谋杰出的贤豪之士无有用武之地， 只好隐居起来，“伏而不出”， 这些“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隐匿在山林里的屠夫、商贩之中， 深居简出， 至死也不为世人所发现。作者深知这一道理， 因此要到那些“山林屠贩”中去寻求“智谋雄伟”的贤豪之士， 但是一直找不到。后来， 作者结识了当时的诗人石曼卿。石曼卿为人开朗豪放， 胸怀大志， 然而他的才华和本领却因得不到世人的发现而无法施展。曼卿本人也不愿委曲求全， 去迎合世人的赏识。因此他便同一些平民百姓饮酒作乐，借酒浇愁。关于石曼卿的豪饮，作者在《归田录》中曾有记载：“石曼卿磊落奇才， 知名当世， 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并说他常同人“对饮终日， 不交一言……非常人之量。”作者同曼卿交游，一方面是仰慕他的才华和为人，同时也是为了借机寻访“天下奇士”。这一段里，没有出现秘演的名字。但是秘演的影子，已经在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从那些“伏而不出”的“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中，那些“老死而世莫见者”的“山林屠贩”中，都可以看到秘演的存在。而从放浪形骸的石曼卿的身上，更可以看到释秘演的身影，这就是作者结构文章的高明之处。
由于第一段打下了伏笔，所以第二部分一开始，便直接了当地点出了秘演的名字：“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文章至此才进入正题。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秘演，而是把他和石曼卿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二人都是“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的“奇男子”，都爱极饮至醉，“喜为歌诗以自娱”。不同的是，这二位隐而不出的隐士，一位隐于酒，一位遁于佛门。关于秘演的为人，《湘山野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美在一首《赠秘演师》诗中，写有“垂颐孤座若痴虎，眼吻开合无光精”两句。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精彩，形象逼真，秘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但秘演本人看了此诗后，却将“眼吻开合无精光”句中的“无”字改成了“犹”字。苏子美笑骂秘演，秘演辩道：“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子美无言以对。诗中还有“卖药得钱之沽酒，一饮数斗犹猩猩”，又被秘演抹去。苏子美说：“吾之作谁敢点窜耶？”秘演说：“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晕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无奈，只得笑而从之。秘演为人之狂放不羁，由此可见一斑。古之贤士，都看重名声气节。他们敬佩秘演、曼卿的为人，因此都愿意同他们交游。“予亦时至其室”一句，把作者自己也插了进去，通过自己与秘演、曼卿二人的亲密关系，使文章中关于秘、石二人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也更增添了文章的感情色彩。文章至此，笔势陡然一转，写到秘演由盛而衰的过程。“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那些隐居的士子们，并不是真的愿意与“山林屠贩”为伍，只是他们的才学得不到世人的赏识，以避世来作消极的反抗。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出山，重新实现他们的雄心、抱负。秘演便是为此奔波了十年，最终却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林屠贩”之中。此时石曼卿已死，而秘演也已衰老多病。作者目睹他们二人由盛至衰的过程，感慨世事沧桑，又联想到自己，发出了“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的嗟叹。
最后一段谈到了秘演的诗作。曼卿本人的诗清美之极，而他却特别称赞秘演的诗。认为他的诗雅正刚健，有《诗经》作者以诗美刺社会之意。此是借曼卿之口，赞誉秘演之诗。关于秘诗的特点，苏子美的《赠释秘演》中曾这样说到：“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秘演相貌出众，胸怀浩然正气，可惜他出世皈佛， 不能在世事中有所作为， 只有他的诗得以在世上流行。可是他又不珍重自己的诗。人已经很老了， 打开他的诗箱一看，“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曼卿死后， 秘演也茫然不知所向， 听说东南一带多名山胜水， 甚为壮观， 便欲前往游览。这说明他人虽已老， 仍壮心未已， 志在山水。作者深知友人的用心所在， 因此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文， 述说了他盛时的往事， 用来悲叹他今日的衰老。这就点明了作者撰著此文的目的。文章在最后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及写此文的具体时间。
近代学者林纾说过：“欧阳永叔长于序诗文集。”此话不假。欧阳修写过不少诗序， 除《释秘演诗集序》外， 还有《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等。文中亦有“秘演状貌雄杰， 其胸中浩然”的正面刻画， 但更多的是采用侧面烘托， 映衬的方法表现秘演其人。秘演的行为轨迹， 始终伴随着石曼卿的影子。未写秘演， 先写曼卿为人， 写其“廓然有大志， 时人不能用其材”， 因此“从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 实则是映衬秘演的为人。写秘演盛时的狂放以及老年的落拓， 都始终与曼卿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二人盛时“欢然无所间”， 及“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文章写秘演的诗歌艺术， 亦先写曼卿诗之清绝， 然后由曼卿口中， 引出对秘诗“雅健有诗人之意”的评价。这种映衬、对比的手法， 使两个奇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突出。
《释秘演诗集序》行文直起直落而又富于变化， 结构严谨， 前呼后应， 过渡、衔接自然， 委婉曲折， 如文中讲“山林屠贩”，“伏而不出”， 实际上暗伏着秘演、曼卿这二位隐士。由求“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不得， 引出曼卿， 再由作者跟随曼卿交游， 引出秘演。字字珠玑， 句句含有伏笔， 真是无一赘字。又如二段有曼卿“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之伏笔， 三段便用“曼卿隐于酒”，“极饮大醉”回应， 结构严谨、完整， 几近无懈可击。文中写曼卿、秘演二人由盛而衰的过程，令人沉痛， 哀惋， 然而篇末却写秘演犹存壮志要游山水以寄托情怀， 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对秘演最后归宿的揣测、遐想之中， 可谓意境深远。全篇语言平谈， 感情深沉而又富于变化。如写石、秘二人盛时的纵酒狂饮， 语言明白、流畅， 而写他们衰败时， 语气则舒缓、沉郁， 无限凄厉哀惋。明人茅坤称此序“多慷慨呜咽之音， 命意最旷而逸”， 实在是很恰当的。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