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歌女弹筝的词，或有所寄托，或纯写眼中所见之人，耳中所闻之曲，不必深究。
开篇先点出乐曲的格调，首先，用的是筝，而筝声向来苍凉柔婉，适合表现哀怨、哀愁的情绪，而歌女所弹奏的也正是类似湘江故事的哀伤曲调。乐曲本是要靠耳听，而无法目见的，但词人却突然从听觉转向视觉，说“声声写尽湘波绿”。这种修辞手法叫作“通感”，也称“移觉”，即将不同感官所感受到的诸如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感触沟通起来。因为文字最方便描写的是视觉，而对于听觉则相对难以描摹，所以用视觉来比拟听觉——澄碧的湘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确实易使人产生哀愁的情感．于是便以通感的手法来比喻筝曲。
上阕后两句点明了通感所表述的含义，并点出弹筝人的身份——女子，在以筝弹奏“幽恨”之曲。
下阕开篇也是视觉，重点从筝曲转换到弹筝之人，在宴会席间，沉静地弹筝，“秋水”也即澄澈的目光缓缓流转，表明弹筝的女子完全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所弹奏的筝曲中去了。而赏其弹奏者眼中所见既有澄澈目光，也有斜行的筝柱，也将筝和人合为一体，仿佛这乐声不是从筝上弹出，而是从弹筝女子心中涌出一般。正因如此，才能在筝声弹奏到最凄婉断肠的那一刻，女子缓缓垂下双眉，表情与乐声浑然一体，吐尽了胸中的哀伤和怨恨。
全词语辞清美婉丽，情感真挚凄哀，风格含蓄深沉，令人可观可叹。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这四句写边塞秋景，无限肃杀悲凉，寒蝉、桑林、萧关、边塞、秋草都是中国古代诗歌意象里悲情的代名词，诗歌开篇刻意描写肃杀的秋景是为后来的反战主题作背景和情感上的铺垫。写戍边征人，寄寓深切同情。“从来塞并客，皆共尘沙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塞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尘沙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塞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让人看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陲。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这一句是对范仲淹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熙宁七年（1074年）及元丰八年（1085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