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诗一落笔,就描绘出了一幅落日余辉中,渔舟唱晚、轻棹击水的耶溪夕照图:“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诗人开始就描绘江南独有的景色:溪水上一只小舟漂浮,舟人轻轻摆动着船桨,在落日余辉中自由自在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一片斜阳照到水面,浮现出烟雨空濛的景象,水面上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反照,一时光辉起来,那夕阳金色的浅光,映着洲渚的小草、两岸的绿野,镶出西边天际的一抹绛红、深紫。
“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是写诗人临水泛舟看到在明净如镜的溪水中,观赏游鱼追逐嬉戏,三五成群,在水草和细石下钻进钻出。
耶溪的水色山光,使诗人乐而忘返,而江南的风土人情、岸边的渔村竹寨,更使诗人如入桃源仙境。“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两句,概括地表现了江南生活的恬静安谧。蓑衣箬笠的老翁,在夕阳中垂钓却悠然自得;梳妆整齐、淡雅的村姑少女,在传说中曾是西施浣的耶溪水边洗衣、谈笑,欢声笑语更衬托出山村的幽静安宁。
结尾“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恬静和乐的山村,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非常相似,又与诗人孟浩然失意后的隐逸心情和谐一致。因此,这“似相识”确是诗人的思绪所念,是情之所至,而与那垂钓翁、浣纱女陌路相逢,素不相识,虽则情感相通,却只能脉脉相视而已。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全诗写征夫之妻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良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丈夫免于离家去远征。虽未直写爱情,却字字渗透着真挚情意;虽没有高谈时局,却又不离时局。情调用意,都没有脱离边塞诗的风韵。
月色如银的京城,表面上一片平静,但捣衣声中却蕴含着千家万户的痛苦;秋风不息,也寄托着对边关思念的深情。读来让人怦然心动。结句是闺妇的期待,也是征人的心声。
开篇四句情景交融,浑成自然,被王夫之誉为“天壤间生成好句”(《唐诗评选》)。秋凉之夜,月华辉洒,砧声阵阵,寒风习习,真是一幅充满秋意的绝妙图景。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前三句分写秋月、秋声和秋风,从视觉到听觉,再到触觉,都在为第四句的“情”作铺垫:月光是引发相思之情的媒介;捣衣声说明妇女们正在为戍边亲人作赶制征衣的准备(古时裁衣前必先将布帛捣平捣软),其本身就包含着深厚的关切、思念之情;而秋风则最易逗起人的情思和愁绪。
对饱经离别之苦的人来说,这三者有一于此,便难以忍受了,何况它们全都聚集在一起?更何况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整个长安城都响彻那令人心碎的“万户”捣衣之声!这种时刻,有谁能不为这凄凉而又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呢?“总是玉关情”,一语作结,力抵千钧。
情而冠以“玉关”,令人联想到遥远的边塞,益觉此情之深长;句首着一“总是”,将前三句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和肌肤所感囊括净尽,极力突出此情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诗写到这里,整个气氛渲染已足,作者大笔一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盼望战事的早日结束,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既是诗人的愿望,也是征妇的心声。有此一笔,不仅使全诗主旨更加深刻,而且使“玉关情”愈发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