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
首联是说：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早已感到疲惫。如果继续下去，再而衰，三而竭，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这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杜牧的“清时有味是无能”等诗句同一机杼，都是正话反说、反言见意之辞。
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即“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生死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里的“以”字原意是“为”、“做”或“从事”，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才能读懂全诗。
颈联从字面上看似乎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其实心底却埋藏着巨痛，细细咀嚼，似有万丈波澜。“谪居”，意为罢官回乡或流放边远地区。按封建社会的惯例，大臣无论受到什么处分，只要未曾杀头，都得叩谢皇恩浩荡。这就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忠心耿耿而无端受责的俄国老奴对暴戾的主子说的话一样：“让我去放猪，那也是您的恩典。”接下来是说：“到边疆做一个多干体力活、少动脑子的‘戍卒’，对我正好是养拙之道。”“刚”，即“刚好”、“正好”。也就是说：“您这样处理一个罪臣再合适不过了。”
尾联从赵令《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生发而来：宋真宗时，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奉召廷对，自言临行时其妻送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借这首打油诗对宋真宗表示不愿入朝为官。林则徐巧用此典幽默地说：“我跟老伴开玩笑，这一回我也变成杨朴了，弄不好会送掉老命的。”言外之意，等于含蓄地对道光帝表示：“我也伺候够您了，还是让我安安生生当老百姓吧。”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大忠臣，能说出这样的牢骚话来，也就达到极限了。我们认真体味这首七律，当能感觉出它和屈原的《离骚》一脉相通的心声。
对仗工稳而灵活，是此诗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特点。如，以“国家”对“祸福”，以“生死”对“避趋”，按词性来说，都是正对。“生死以”的“以”字作“为”解，是动词；而“之”字是虚词。作者既用“以”字的实词义表达思想内容，又借它的虚词义来与“之”字构成对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动力。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