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词人善于捕捉瞬间情感中的细微感受，将对恋人的爱怜抒发得淋漓尽致。吴文英早年在苏州结识某女子。近世词家据吴词作过许多分析，推断他在苏州有一妾，后被遣去。但将他关于苏州情事的词串连比照，可以确认那位女子并非与他朝夕相处之妾，应为一位民间歌妓。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吴文英对她的情感是真挚深厚的，他在词作里常以极隐讳的笔法抒写无尽的哀怨。这首词是词人寓居苏州的后期、在其恋爱悲剧发生之后作的。充分抒发出作者的一腔忧怨之情。
词的起笔“暮檐凉薄”，点明环境和时间。暮色已沉，人在檐下，感到秋之凉意，一语即营造出寂寞凄凉的氛围。清风吹动庭竹，使主人公产生故人来访的幻觉。“疑”字将读者带入恍惚迷离的境界，有似梦非梦之感。此两句用李益“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竹窗闻风》）诗句，“故人”即所钟情的那位女子。“邈”，渺远之意；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这些描写表现的均为非现实的梦幻般的情境。“渐夜久”表现由暮入夜的过渡。“闲引流萤”乃用唐代诗人杜牧《秋夕》“轻罗小扇扑流萤”句意，写出故人天真可爱的情态；借着微弱的萤光，从她的“素怀”暗里见到“纤白”。这几句词意较为模糊，作者有意以某些优美的细节片断暗示幽会时留下的难忘印象。
传说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能吹云和之笙，词中的“双成”即以仙子借指故人。双成在梦中远去，凤笙之音渐渐消逝了。一切均是梦境，惊醒时已是“玉绳西落”。吴文英喜用生僻的典故，词语十分难解。“玉绳”乃玉衡的北二星，玉衡为纬书中所指北斗七星的第五星，是斗柄的部分。玉绳西落标志下半夜已过。
这时主人公才由外室进到内室。放下布帷，欲进内室，却又“倦入”，当是梦境历历触动了对往事的回忆，故“又惹旧愁”。不能忘记，在庭栏的角落还留有故人的粉汗香气。
对往事的思念，令词人抚今追昔倍加伤痛。词的过片以特殊的意象深刻地表达这种悲痛的情感。“银瓶”是古时汲水用的器具。“银瓶恨沉断索”援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句意。汲水时丝绳意外地断绝，白诗以此比喻“似妾今朝与君别”，言中道分离，遗恨无穷。他们恋爱悲剧的发生，似乎早在预料之中：“梧桐未秋，露井先觉”，飘零摇落的命运是注定的了。“抱素影、明月空闲”，即叶梦得《虞美人》“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之意。团扇如月，扇面上绘有素女的小影，已积有灰尘。“抱”，持也；团扇曾经是她用来“闲引流萤”的，“明月空闲”意为它已闲着无人用了。这纪念物上以丹青绘的小影封尘已久，可是那秀眉却依稀动人。
词锋至此陡然一转。“翠冷红衰”，一派衰落凋残的景象。“西池”在吴文英关于苏州情事的词中多次出现，当为词人寓所阊门外西园之内的池。在这凋残衰谢的季节、清寂冷落的秋夜，怕有轻微的声响惊起西池里的睡鱼，西池的鱼跃又将搅扰静寂的秋夜和人的思绪。因为主人公正因西池的落花回味起故人留下的一个销魂印象：“记湘娥、绛绡暗解，褪花坠萼”。“湘娥”本为传说中的湘妃。近世词家考证，认为吴文英在苏州所恋者原籍湖湘，所以“湘娥”或“湘女”皆借指苏州故人。记得那次幽会时，她偷偷解下轻薄的绛色绡衣。词的结尾颇具新意，幸福美好的形象用以作为悲伤之词的结尾，同今昔的劳燕分飞恰恰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了回环往复悲喜交集的艺术效果。
吴文英是属于那种情感细腻丰富的人，最善于捕捉并表现瞬间的、形象鲜明的主观感受。在他的作品中，许多意象具有纤细的主观感受性质，又以晦涩的语句表现出来，其词意往往缥渺朦胧，恰似唐代李商隐的《无题》诗。这首词的整体使人如临梦境，比如故人团扇扑萤，令人难辨是梦幻还是往事；银瓶断索、梧叶早坠，未知其人是离是亡。在词的结构上虽也有时间关系的交代，但意群之间总有较大的跳跃或转折，而且往往不甚连属。如下阕的四个意群之间便缺乏应有的顺序联系，结尾则似有词意未尽之感。这正是梦窗词结构奇幻的特点。理解梦窗词较为困难，如果细续便会发现作者的表现方式是艺术化的，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复杂、真挚和缠绵的。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诗的开篇，即写闽中秋景。诗人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以雨中紫菊的艳丽色彩和风里红蕉的清脆乐音，新鲜生动地写出了南国特点。前句的一个“匀”字，极准确地勾画出雨的细密，雨的轻柔。在那动人的丛丛紫菊前，雨是那样的温情而善解花意，是它，将那大片大片的紫菊之色，浸淫得浓淡均匀，让人赏心悦目；而后句的“弄”字，则以拟人的手法将“风”人格化。闭着眼想想，风吹红蕉，蕉叶声声有韵，这该是怎么的一种情致。这样的一幅声色俱备的图画，是很容易让人陶醉的。
接下来的三、四两句，诗人有意地拓开一笔，将笔触延伸到人们的目力的尽处：“北畔是山南畔海”，诗句看似极为平实，却高度地概括出闽中的地势：北边是山，山道弯弯；南边是海，海浪滔滔。风景美妙得可以入画，可以为诗，可以作为旁观者兴奋地指手画脚，可是，真的走马行船却实在不易。于是，便有了结句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不仅是诗人由衷地慨叹，也是全诗旨意之所在。
诗为诗人客中之作，描摹的也是客地之美景，而透过这些“紫”、“红”的耀眼色彩，透过那些音韵和谐的声响，不难发现，诗人抒写的，原来是浓浓的思乡情怀，诗人笔下的景色，也都不知觉地印上了深深的乡愁的印记。于是，“菊”也好，“蕉”也好，乃至那“山”，那“海”，都成为诗人一种情感的载体，成为诗人以景抒情的绝佳选择。这就是所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了。
诗人跋涉异乡，旅途艰辛，又恰逢秋日，慨然而萌怀乡之感，则成为一种必然。可诗人在诗中，却有意识地不直接言明，而是将极和谐的风景与不堪行走的矛盾娓娓地道出，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借此，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缘于内心深处的隐痛。于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也就隐逸于其中，弥漫于其中。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