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曹璩的。从诗题“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上看，曹璩是“越中人”，在越中原有隐居地，具体地说是在会稽。刘禹锡出生在浙江嘉兴，直到20岁之前去长安。曹璩和刘禹锡，或许原本就认识，“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是难得的他乡遇故知；或许有亲朋好友为之牵线搭桥，故后有“剡中若问连州事”之句。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从这首诗近3百字的引来看，曹璩好名，先是用“遍干诸侯”的方式以求之，但没有结果，于是想隐居名山来沽名钓誉，刘禹锡用“在己不在山”开导曹璩，于是曹璩就留下来，拜刘禹锡为师。曹璩绝对是聪明人，“居三时，而功倍一岁”说明他九个月时间在刘禹锡指导下读书很有成效。到了11月，曹璩准备回会稽归隐，并说他已经知道了，读书才是求名之道。并请刘禹锡赠诗给他。于是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曹璩，其目的还是“以鉴其志”。
刘禹锡写这首诗并没有以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勉励曹璩要好好学习，而完全是以故乡知己的位置和曹璩亲切交谈，而他的用心则隐含在诗里面。这首诗大致有三个内容，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十多年贬谪在偏远地区，以及孜孜不倦地读书。中二句是则是对曹璩的勉励，也是对曹璩归隐读书的祝愿。末两句说回去后遇到故乡的亲朋好友替他报个平安。这是从送别意义上说的。
首联“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说自己贬在潇湘一带，到过很多地方。这是从他贬到郎州算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九月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还未到任，途中就改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从此开始了他在潇湘一带漫长的贬谪生活。十年后，即元和十年（815）春回到京城，三月又贬为连州刺史，同年六月抵任所，直到元和十四年秋丁母忧离任。刘禹锡首贬朗州，在湘之最北，次迁连州，时为湘之极南，故谓“行尽潇湘”。但是在偏远的潇湘之地，他很少遇到故乡来的知己。刘禹锡《元日感怀》：“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也说明他初来连州时人地生疏的情况。因此，刘禹锡对曹璩的到来还是很兴奋的，他乡遇故知，而且曹璩本身还是个聪明好学之士。“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终于遇到了的意思。“吾庐”一词出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里代指家乡。
在寂寞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写的就是刘禹锡在简陋的住所挑灯夜读的情形。陆游《暮春》“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显然对刘禹锡这首诗有所借鉴。所谓“闲”者，即州司马为闲职也。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得很直白：“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刘禹锡是员外司马同正员，则例尤不得参闻公事，虽无官舍可居，然有读书为文之暇。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这里也有以现身说法鼓励曹璩继续苦读，探求学问之意。
“地远何当随计吏，策成终自诣公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朱买臣有过这段随计吏去长安的经历，后来就用做求取功名的典故。《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成谛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腾将览焉。”这是“诣公车”指贤者被荐入京公车待诏的典故。这两句诗勉励曹璩静心读书，不要急于求成，学成后自然会被征召，功到自然成。
“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千山画不如。”这里的“剡中、连州”均是语带三关之词，既指地指人也指事，“剡中”可解为“我在剡中的友人”。“连州”则指自己在连州之事。我觉得，“剡中若问连州事”颇有点像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句。刘禹锡说这句话，是对连州山水的赞美，也是对故乡亲友的安慰。唐时的连州虽然偏远荒凉，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在刘禹锡之前，诗人元结曾经在连州住过。元结把这里的一个湖泊命名为海阳湖。湖畔有飞练瀑、月窟等胜景。刘禹锡来连州后就在海阳湖畔建筑了一个亭子，称为吏隐亭。公余之暇，他就在吏隐亭上眺望四周景色。那萦纤曲折的溪流，覆盖水面的花草，洁白如练的飞澡，断虹似的带桥，加上和谐悦耳的松涛，使诗人感到心旷神怡，暂时忘掉了谪官的苦闷。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