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海歌》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开头“鬻海之民何所营”至“牢盆鬻就汝输征”是写住在盐场的人们,没有养蚕织布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经济生活来源无着,只好从事熬盐生产。
第二段从“年年春夏潮盈浦”至“虽作人形俱菜色”。这一段,全面地反映了熬盐的人们艰难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这一段又可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开头至“才得波涛变成雪”,是写熬盐的整个劳动过程,每年等到春夏的潮水退去以后,就把含有盐分的泥刮起来堆起来。经过风吹日晒,又把它“灌潮波塯成卤”,一方面要把这种盐卤的咸味调的浓厚得当,一面又要到有野兽的深山里去采木柴,早出晚归,有了木料,才能“投入巨灶炎炎热”,好不容易才把食盐制造好。第二小段,是“自从潴卤至飞霜”至“一缗往往十缗偿”。这四句写他们受到严重剥削,因为他们穷苦,在盐生产出来以前,他们靠借债过活,可是等到他们生产出盐秤入官中时,原来借一千钱现在却要用一万钱来偿还了。第三小段,从“周而复始无休息”至“虽作人形俱菜色”,写一年一年地这样周而复始地过去,官租和私租轮流地逼迫着他们,只得驱妻逐子也去拼命地劳动,但还是应付不了,而过度的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使他们一个个地变得面黄肌瘦了。
第三段从“鬻海之民何苦辛”至“化作夏商周时节”,这里作者对盐户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希望停止战争,罢免重税,皇帝和宰相以仁慈治理国家,使社会恢复的“三代之治”。
《鬻海歌》的最大特点是对于盐户痛苦生活的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作者全面地具体地描绘了熬盐的整个生产劳动过程,又全面地写出了他们所受的多方面的压迫。这首诗是这些亭户的悲惨生活的反映,是对于残酷的剥削制度的血泪的控诉。诗的末尾表达了作者对这悲惨的一群的深切同情。他所希望实现的恢复“三代之治”的善良感情,在当时阶极对立社会中,无非是乌托邦的梦想。但是,他这种思想感情却是真实地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的。《鬻海歌》比起柳永的许多词的价值要高得多,因为作者了熟悉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凄凉的生活情景,以充满同情的笔为他们的痛苦呼吁,跟他那些只描写个人生活际遇的词比起来,意义和价值当然要大得多。
《鬻海歌》中对盐民的深重灾难和灾难的根源揭示得相当深刻具体,表现出对盐民的深切同情。诗中的盐民之苦与自居易的《卖炭翁》中老翁之苦很相似,他们都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勤劳动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但结果却都是被官家掳去。这种深重的灾难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巧取豪夺带来的。海边的盐民们从春到夏,靠借债过日子,晒盐煮盐,还有深山中豺狼虎豹所带来的生命之忧。按理说,人们在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躲避,但他们却是“豹踪虎迹不敢避”。当然不是因为不畏惧,而是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那位捕蛇者,除了自然界的威胁外,还有“猛于虎”的“苛政”。盐民还有捕蛇者“官租未了私租逼”的不幸周而复始,而这“一缗往往十缗偿”的私租,与常年未了的官租相结合,带给盐民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鬻海歌》继承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前代诗人很少涉及的盐民生活,把制盐的过程写得详细真切。不是亲自去了解,不可能有如此效果。结尾的议论,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卒章显其志”的模式相近,但在表达时更为婉曲,是从正面表达自己的愿望,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钱钟书先生说,该诗和王冕的《伤亭户》是宋元两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宋诗选注》)。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