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登上姑苏台，举目四望，沙洲上百花盛开。檐角与云齐平,画栋倒映长空。好比大鹏俯视海洋，世鳌驼着蓬莱仙山，现出一片海市蜃楼。远山青翠，就像西施捧心后的蛾眉，惆怅当年伍子胥吴门悬头，血酒乡土腥苔片片。吊古伤今，莫靠近栏干，台下有万丈尘埃。
注释
折桂令：曲牌名。
又称《蟾宫曲》、《天香引》、《秋风第一枝》、《步蟾宫》等。
兼作小令、套曲。
檐吻云平：言飞檐画栋，高与云平。
图画天开：风景如画，自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鹏俯 ：像大鹏之俯瞰海洋。
沧溟，海水弥漫的样子。
蜃横城市：像“蜃景”横理成城市一样。
“蜃景”是光线经过不同的密度层，把远处的景物折射在空中或地面所成的奇异幻景。
学捧心山颦翠色：此句把山拟人化，言山之苍翠是在学习美人的眉黛。
悬头：伍子胥被吴王赐死，死前对舍人说，将其头悬于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万丈尘埃：指宦海险恶。
这首曲是作者在姑苏台远眺时所作。曲中所描写的姑苏台的宏丽建筑以及登台远眺时的感受，全是出于想象。作者根据文献记载，驰骋想象，置身于千载之上的姑苏宫中，所见眼前景物，着眼现实，吊古感今，对它作形象的描写。
“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此诗犹如一首悲愤的乐曲。全诗八章，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将日食、月食、强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悲痛与忧虑。诗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发生的原因，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所以开篇先说十月初一这天发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无光，在古人是以为预示着有关君国的大灾殃。诗人将此事放在篇首叙出，使人震惊。第二章将国家政治颓败、所用非人同日食联系起来议论，第三章又连带叙出前不久发生的强烈地震。诗人关于这些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的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无比担忧和恐惧。诗中写的地震有史实记载，《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诗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写使两千多年后的人读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诗人的如椽巨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灾变图。
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顾与揭露当亦执政者的无数罪行。诗的第一部分节奏强烈，写出了诗人所见到的上天震怒的状况，在震惊与恐惧中又缠绕着诗人无限的忧伤。他不明白当亦执政者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灾，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从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强抓丁役，搜括民财，扰民害民，并且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合乎礼法的。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毫无悔罪之心，也没有一点责任感，自己远远迁于向邑，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甚至不给周王留下一个有用的老臣。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没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写诗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立身态度。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严重危机，但他不逃身远害，仍然兢兢业业、尽职尽公。在忠直与邪恶两类臣子中，诗人是属于忠直的一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诗人又是属于失败的一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前两部分是有联系的。诗人从三个角度有力地表现了忧国这个主题。
此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写，喷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如“艳妻煽方处”、“皇父孔圣”。有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说皇父等人强霸百姓田产时，用“予不戕，礼则然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强词夺理、蛮横霸道。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