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