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是一首用意精微委婉的讽刺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本是卖松人所爱，为此他才在寒涧采撷松枝，诚心诚意拿到长安街头，希望“卖与翠楼人”，换回几个小钱。岂不知长安富贵人家重的是稂桃艳李、趋时媚俗之花，对于这种少春的瘦叶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卖松人转遍了长安六街，一无所获，空在松枝上落上一层灰尘。诗人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时，寄寓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这首诗深层次的含义，是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昏聩腐败的当权者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仕途不称意，淡泊荣名利禄，也是以此诗自寓。
本来，松树是耐寒的树木，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葱郁轮囷，气势凌云。人们称赞它有崇高的品德，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卖松人为了求利，才把它送到长安，希望“卖与翠楼人”。这些富贵人家看惯了宠柳娇花，对松树的“瘦叶”、“淡花”的外表，是不屑一顾的。这样，松树崇高的美学价值在这种场合之中，就不会为人们所认识。翠楼人不爱寒涧树，卖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社会需要很不一致。即使松树得售于翠楼人，这时，它失去了原来生长的土壤，就不能托根了。在微婉的词句中，表明松树是大不该被送到长安来寻求买主。
诗人慨叹的是长安只能够欣赏夭艳的桃李，松树的价值当然不被认识；但是卖松人不卖春花，只卖青松，似乎是认识到松树的美的价值了，可惜他不懂得这个社会。无怪乎所得的结果，只能使寒涧青松徒为六街尘染而已。
用意很微婉，松树也只是一个比喻。诗人所讽谕的是：一切像松树似的正直而有才能的人，不用到长安来谋求出路，决不会得到这个朝廷掌权的人的重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像桃李一样趋时媚俗的人。这首诗对当时的社会是讽刺，对卖松树人是晓谕，是劝告；而那种不希求荣利的心情，却是诗人的自寓。
全词分上下两片，四个层次来写：第一层写眼前时节；第二层写旧日相识；第三层写睹物思人；第四层写久别愁思，上下连贯，一气呵成。全词描写人事景物，互融交浑，表达词人深沉的怀念前欢的情感。
“杏花”三句，点春半时节。红杏初开，梅花落尽，由此而触起岁月如流的感慨。“帘影飞梭，轻阴小庭院”，写索居独处时无聊的心境。微阳照着低垂的帘幕，小庭院里，一片漠漠轻阴。像以上几句写景之语，虽用了“杏花”“帘影”等看来是华美的词语，却构成了幽悄凄寂的氛围，词人那孤独的形象已隐现于中了。
“旧时”三句，转人追忆。极力刻画，精艳绝伦。想当时她在春月下打罢影千，那如花般美好的容颜，已使人为之倾赏不已，何况还细听她那圆转清脆的歌声呢。“影千”一词，不可滑眼看过。唐宋时期，女子在春日有玩影千的习俗，故当庭院春半时节，便忆起旧时月底影千的情景，上文第三句便有着落。“香”、“玉”，喻女子的体貌芳洁，词人为之而宛转低吟，醉心不已。“吟香醉玉”，真是极痴恋之语。白居易《寄于驸马》诗：“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这里轻轻点出女子的身份。
过片三句，紧承上片“歌珠”意，进一层写别后的刻骨相思。三句作一句读，意谓不忍重见当日自己曾题上情诗的合欢纨扇。“合欢扇”一语，意更深长。词中用以暗示男女间的欢好。也许这扇是当初女子送给自己的定情之物。扇上题情，已包含许多难忘的事。如今重忆，旧情犹在，可惜的是旧侣已远隔天涯了。
“老了刘郎，天远玉箫伴”，这是词人深悲所在。“刘郎”，词人自喻。李商隐《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用刘晨重人天台寻觅仙侣不遇的故事，叹息爱情的间阻。这首词词更着“老了”二字，益增苍凉悲慨。
结处三句，含思绵渺。“遮愁”一语，虽亦见于前人词句，如晏几道《木兰花》：“碧楼帘影不遮愁”，然用在该词中，韵味更厚。杨柳栖莺，而莺啼又令人想起她那珠串般的歌声。杨柳之外是斜阳照着的山川，她已像天般遥远。古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习，见了杨柳，也就勾起了离情。此词末三句把这么多意象浑融在一起，于柔婉中寓幽怨之情，深蕴而有余味。
此词上阕写的是宫女春晚愁容，以及新的一年给她带来的希望以及失望。“春晚”交代了时节，也暗喻宫女的青春在类似牢狱的深宫里几近消磨殆尽。“愁蛾浅”写女子的蛾眉逐渐变浅，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手法，用来体现宫女的愁之深切。“争（怎）奈”写出了宫女的复杂矛盾的内心挣扎，在希望之后的失望，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
下阕写宫女所处的囚笼一样的环境，以物寄怨，烘托她寂寞、孤独的心态。“徒”字暗示了不知多少次宫女为了君王的亲临做准备，但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终，终于因为深切的期盼痴傻成癫，隐含了一种悲切的痛苦。“琐（锁）”字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写宫女被封闭在深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锁住了她生命中原本该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期盼、一次次的失望以及深入骨髓的寂寞。最后二句运用汉武帝陈皇后“黄金买赋”的典故，表示宫女的愁苦以及她们的愿望，写她们最后的希望与挣扎。这是在绝望之后新长出来的希望的枝桠，可是竟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实现。
词中写可怜女子有幸于君王的相思之愁，在一定意义上寄托了宫女对爱情、幸福和自由的渴望与憧憬，但最终陈皇后那种被汉武帝抛弃的命运无情地降临在她们身上，黄金买赋的悲剧代代重演。词人抓住了宫女天真无知、争宠献媚的心理弱点，对她们身陷囹圄、落入深渊从而致使她们情爱饥渴、人性遭受极度压抑的悲情结局，用白描的手法抒写了出来。作品含而不露，锋芒所向对准了那个纵情声色，致使无数无辜女子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白白被葬送的“明君圣主”，对封建社会这种吃人的后宫制度进行了揭露与谴责。
全词详略得当，写宫女愁容的部分一笔带过，写心态时则是细腻而婉转，一面是“思同辇”，一面又是“长安路远”，把这种矛盾的心理、痛苦的情感写得栩栩如生。词人对宫女这种希望与失望之间挣扎的描写，也是在构思上与其他宫怨词的不同之处。
此词是词人在承袭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宫词》等唐诗中现实主义成分的基础上把宫怨之思搬进了词这种新的文学体式中的一种尝试。他从诗的窠臼中走出来另辟蹊径，拓展了词的意境和题旨，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功能，通过句式、音韵的变换表达出多方面的思想情感。这就是文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