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律诗受到声律和对仗的束缚,容易流于板滞平衍,萎弱拖沓,正如刘熙载所说:“声谐语俪,往往易工而难化。”(《艺概·诗概》)而这首七律写得纵横捭阖,转掉自如,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而在拿掷飞腾之中,又能体现出精细的脉络。
诗的前半篇写李剑州,热情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为他的“未封侯”而鸣不平。诗从“高义”和“寥落”生发出这两层意思,使读者对他那沉沦州郡的坎坷遭遇,更深为惋惜。“文翁”和“李广”,用的是两个典故。文翁政绩流传蜀中,用以比拟李剑州任剑州刺史;未封侯的李广,则和李剑州同姓。典故用得非常贴切,然而也仅仅贴切而已。可是在“文翁能化俗”的上面加上个“但见”,在“李广未封侯”的上面加上个“焉坐”,“但见”和“焉坐”,一呼一应,一开一阖,运之以动荡之笔,精神顿出,有如画龙点晴,立即破壁飞去。不仅如此,在历史上,李广对他自己屡立战功而未得封侯,是时刻耿耿于怀,终身为恨事的。这里却推开来,说“焉坐李广未封侯”,这就改造了旧典,注入了新义,提高了诗的思想性。在这里,杜甫把七言歌行中纵横挥斥的笔意,创造性地运用、融化于律体之中。在杜甫诗歌里像“但觉高歌有鬼神,焉坐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之类的句子,正是和这首诗有着一样的波澜。
下半篇叙身世之感,离别之情,境界更大,感慨更深。诗人完全从空际着笔,写的是意想中的诗人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诗人“路经滟滪”,见瞿塘风涛之险恶,“天入沧浪”,见江汉烟波之浩渺。这是他赴荆南途中所经之地。在这里,诗人并未诉说他的迟暮飘零之感,而是以“一钓舟”和“沧浪”,“双蓬鬓”和“滟滪”相对照,构成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一幅扁舟出峡图。如果把这两句诗比作诗中之画,那么借用杜甫另外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来说明画意,是颇为确切的了。尾联用“仲宣楼”点出诗人到了荆南以后的情形。诗人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命运,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和当年避难荆州的王粲一样,仍然作客依人,托身无所。而在此时,诗人回望蜀中,怀念故人,想到兵戈阻隔,相见无期,那就会更加四顾苍茫,百端交集了。
全诗由李剑州写到诗人自己,再由诗人自己的离别之情,一笔兜回到李剑州,脉络贯通,而起结转折,关合无痕。杜甫的这类诗,往往劈空而来,一起既挺拔而又沉重,有笼罩全篇的气势。写到第四句,似乎诗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可是到了五、六两句,忽然又转换一个新的意思,开出一个新的境界。然而它又不是一泻无余,收束处,总是荡漾萦回,和篇首遥相照映,显得气固神完,而情韵不减,耐人寻味。
杜甫七律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他能在全篇之中,营造出磅礴飞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平整的诗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从这首诗就可以体现出来。
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屠夫遇狼)写两狼追赶屠户,屠户时而迁就退让,继而被迫抵抗自卫。
这一段又分为三层,从“一屠晚归”至“缀行甚远”,简洁地叙述了屠户遇狼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一个卖肉晚归的屠户,在“担中肉尽,止有剩骨”,却又行人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让两只恶狼给盯住了。草草几笔,就勾画出危急的处境,紧张的气氛,实在扣人心弦,为后面描述屠户的斗争策略作了铺垫。
(屠夫惧狼)面对意想不到的恶狼,屠夫首先是“惧”。于是采取迁就的策略,“投以骨”。屠夫最初认为,只要满足狼的贪欲,就可脱险。至“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也似乎如他所料,使两狼“缀行甚远”的情况暂时有了改变,文笔十分曲折。可是照样投骨的结果,只不过让后狼暂时停脚,而“前狼又至”;直到骨头投尽了,也没有填饱饿狼的饥肠,而“并驱如故”,因此屠户处境更加危险。这就充分暴露了狼的贪婪本性,证明了屠户退让迁就策略的失败。这是第二层。
“屠大窘”,说明在危急的关头,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明白自己已面临生死抉择,或者被狼吃掉,或者把狼杀死。怕死是不行的,退让是无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杀狼。屠户已在事实面前吸取了教训,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前后受敌”的不利条件。他机敏地环顾麦场且速“奔倚”在积薪之下,放下担子,拿起刀,利用麦场的有利地形,改变了途中两狼并驱的局面,避免了前后受敌的处境。“狼不敢前”是屠户敢于斗争的初步效果,并非它们开始退让。“眈眈相向”,说明两狼既凶狠又狡诈,也准备变换策略,寻机残害屠户。这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是第三层。
(屠夫御狼)第二段分两层:
第一层,从“少时”至“又数刀毙之”。作者在描写两狼对屠户“眈眈相向”之后,又变换笔法,写一只狼竟然自己走开,另一只狼装作驯良的家狗形态蹲着,然后闭着眼睛打盹,样子十分悠闲。这是狼在屠户持刀的情况下耍弄的新花招。文中故意不作说明,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狼的狡诈形象,让人们仔细品味,加深对狼的本性的认识。这时的屠户虽然不能猜透它们诱敌包抄然后夹击的花招,但对于狼的凶狠狡诈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不受这种假象欺骗,不是释刀自喜,而是趁机“暴起”,猝不及防地以刀劈狼首,结束了它的性命。文中狼的悠闲假象,屠户的暴起动作,相映成趣。
(屠夫杀狼)第二层,屠户杀了眼前的狼而准备赶路,又警惕地转视积薪后,发现了另一只正在钻洞的狼。作者借屠户的锐利的眼睛,点出狼“隧入以攻其后”的企图,揭露其“身已半入,止露尻尾”那种弄巧成拙的丑态,次“亦毙之”作了痛快的结束。行文至此,才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屠户“乃悟前狼之假寐,盖以诱敌”的道理,与上层紧相呼应。这使屠户也使读者领悟到:只知狼凶狠的特性,不了解狼的欺诈一面,那就要受骗上当;只看到眼前的狼,却不注意暗藏的狼,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到头来还会遭到失败。
第三段,是作者诙谐风趣的议论。作者指出狼的狡黠奸诈,而嘲笑其顷刻而毙的结局,也间接赞扬了屠户的勇敢机智,余味无穷。
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