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铁甲夜巡关,丞相朝衣晓立班。日上三竿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这是元杂剧中的上场诗。诗中的“闲”偏于“闲暇”之意,而本曲的“闲”则作“闲散”解。两者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在支持结论的方法上却异曲同工,即都使用了比照。
曲中的比照法比较独特,分作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以互成鼎足对的三句并列,分别出示武将、文臣、渔父的日常生活景象。将军镇守雄关劲隘,雪花纷纷落满铁衣,气象凛肃,这一句代表了建功;文臣在宫中的白玉陛栏旁,应制赋诗,花团锦簇,气象富贵,这一句代表了扬名;渔父一叶扁舟,徜徉于月夜的黄芦江岸边,气象超逸,这一句显然是代表清闲。三句在表面上不分轩轾,提供让“君试拣”,但作者随即便亮出论点:“立功名只不如闲”。也就是点出了“乐闲”的题面。
而第二层则运用李白、许远及严光的三则典故,分别作为第一层三句的诠释和补充。由于两层间本身存在着从现象到本质的跃进,令人憬然惕然,于是“名”、“利”与“闲”的孰优孰劣,顿时高下立判。而作品的警拔峭严,也就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