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词，重在对男子薄幸的怨怼不满，抒情婉转而造语浅近。上片以杨花的终日飞舞与海潮短暂回归作对照，用心不在前者的飞舞“终日”，看似长久，所取却在海潮回归虽然短暂，但去来有信，行动有期。四句歌词，却两用对比，前两句是用杨花的终日的“空飞舞”，与其无法长久留驻作对照，后两句则是用海潮的暂时回归，与其“堪凭处”作对比。词人选取这两组意象，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杨花终日飞舞，实指春景又至，春事再繁，实寓有美人迟暮之感和闺中寂寞之意。海潮的意象就更是含蕴丰富了。唐诗人李益有《江南曲》诗拟闺中怨妇云：“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词人实际上是翻用其诗意，以海潮虽短却有信，表达出对男子一去之后即杏无音讯的愤懑和不满。
下片也是利用两组意象的对比来抒发词情：碧云有路可相将归去，五更风却不解与花为主。在这里，词人将女主人公的怨情推进了一层，从上片的单纯抱怨，发展到如今的殷切期盼。所谓恨之深，正是因为爱之挚。在对碧云归路的向往中，读者似乎可以感受到闺中人那炽烈迸发的情感热流，虽然置身孤独与寂寞之中，但她仍然憧憬着“相将归去”的美好生活。在对薄幸五更风的责难声中，我们又似乎可以体味到她对情有所归心有所属的人生的美好追求。特别是末句，用“不解与花为主”作为对薄幸人的抱怨之辞，很值得品昧。对于一个彻夜未眠的思妇而言，其心绪的烦乱，是可想而知的。这里，让闺中人把一腔的怨气发泄到五更风上，可以说是很切合人物心理的。更妙的是，这一声抱怨之中，还包含着她满腹的心思。此女以花自喻，以五更风不知护花惜花的薄幸行为，比拟男子的薄情寡义，词情含蓄蕴藉，造语又生新可喜，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妙句。
整首词抒情流畅清新，布局工稳，针脚细密，其情感发展的脉络也是相当明晰的，“奈”、“却有”、“好”、“肯如”等虚词，将每句话的前一层意思都作了推进，从中可以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怨情，由无奈到抱怨、到企盼、到最后失落和愤恨，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或者说上升。但同时，在这种怨愤背后，又显然有一种殷切的热望在心头：对杨花飞舞难驻的无奈，正因为意在希望两情长久；对海潮虽说短暂却守信约的赞颂，用意正在强调彼此贞信的可贵；对紫府碧云相将归去的向往，无非意在期盼着两情依依；抱怨五更风的不解与花为主，又可以看出她对爱的渴望。就是这样，一取一舍，句意不断转换，在对反面做出否定的同时，又对正面作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彼此穿插、相互交织，用语虽简，而语意却丰。除此之外，词中实际上还暗含有一条更深的隐线，那就是时间线索。词以杨花飞舞的白昼开头，以夜深更残结束，中间作了大胆的省略，在形成前后呼应之时，也暗地里勾勒出闺中人日夜相思、苦自煎熬的形象。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词的上片用西汉二疏（疏广、疏受）故事赞颂孙洙。二疏叔侄皆东海（海州）人。广为太子太傅，受为少傅，官居要职而同时请退归乡里，得到世人景仰。孙洙曾知海州，故云“二疏乡里”。对海州来说，孙洙和二疏一样都是值得纪念的。“水涵空，山照市，西汉二疏乡里”，三句说海州碧水连天，青山映帘，江山神秀所钟，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可景仰的人物。前有二疏，后有孙洙，都为此水色山光增添异彩。“新白发，旧黄金，故人恩义深”。三句以二疏事说孙洙。“新”与“旧”二字，将二疏与孙洙联系一起。点明词中说的却是眼前人。孙洙海州一任，白发新添，博得州人殷勤相送，这是老友在此邦留下的深恩厚义所致。
词的下片以乘槎故事叙说别情。《博物志》载：近世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问之不答。遣归，问严君平，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这是传说中的故事，作者借以说孙洙，谓其即将浮海通天河，晋京任职。“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去。”“海”与“山”照应上片之“水”与“山”，将乘槎浮海故事与海州及孙洙联系一起。作者的想象中，当时有人乘槎到天河，大概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但是，自古以来，客槎有来有往，每年秋八月一定准时来到海上，人（孙洙）则未有归期。“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一方面用浮海通天河说应召晋京，一方面以归期无定抒写不忍相别之情。其中“有信”、“不归”，就把着眼点集中在眼前人（孙洙）身上，突出送别。
此词妙用典故，先以两汉二疏故事赞颂孙洙，又以乘槎故事叙说别情，既表达了对友人的赞美之情，又抒发了作者自身的复杂心绪和深沉感慨，可谓形散而神不散，浑化天迹，大开大合，结构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