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初意打算南征荆州,施泽惠给江南人民。
面对北伐和南征两种不同意见,便犹豫起来,不知如何为好。
到达碣石后,看到百姓所受的压迫,心情更加伤感。
注释
九江:这里指荆州一带。
皋:水边高地。
碣石:原渤海边的一座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
这首五言诗是陶渊明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在马队旁边那样极差的环境讲解和校勘《礼记》所作。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诗从作者自己说起,诗人说自己养病在破败住宅的屋檐下,整日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除服用药剂和砭石之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想念起那些好朋友。但志趣已相去甚远不再是寻常事,路途遥远也不是什么真的原因。周续之先生正在著述孔子的学业,又有祖企、谢景夷二个在积极响应并将臻于完成。儒家的大道理已失传上千年了,此时又重新听到这些。马队并非是个讲习的场所,校勘书籍也确实够勤奋了。诗人表示应有自己的爱好,只是想与周续之等三人成为邻居。但愿能教导好自己的几个儿子,让他们跟随他到颍水之滨洗干净耳朵。诗中说,“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请几个饱学之士在马队旁边校书讲《礼》,而马队是武事的畜力所在,这就十分不协调了。诗人希望周续之、祖企、谢景夷能与自己成为邻居,听他们讲习《周礼》,以摒弃名缰利索,甘心与自己一起洗耳于颍水滨,即甘愿终生隐居林泉。
颖水滨,是巢父、许由隐居之地。这里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典故:许由因恶闻尧帝召其做九州长而洗耳于颍水滨。巢父牵着小牛来此饮水,说许由故意这样做给世人看,是想得到好的声誉,因此怕污染了小牛的口而牵着小牛到颖水的上游饮水去了。陶渊明诗中的“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便是巧用这个典故,并言“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就是说,买卖马匹牲畜的市场不是讲经的场所,勤勉校书也是徒然,以此善意劝导周、祖、谢诸子放弃一切尘念,一心一意做个真正的隐者。
陶渊明认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诗中扬抑交替,最后善意相招,显示了陶渊明继承了传统的婉讽特色。
《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这是一首思念诗,全诗共八句,写得幽绵悱恻,凄婉感人。
头二句写两人相互愁望,相互思念。“江南江北”,这是两个人的行为,鱼玄机在这头愁望,李亿在那头也愁望。诗人断定李亿也在思念她,即使她的判断有误。她回忆以前的交往,唱或吟诵二人都喜欢的歌或诗句,但这些都没有用,仍然无法缓解思念之渴。 “空”字说明了诗人自己的情态。这两句,诗人将心上人李亿的行为发挥了想像。如果李亿是个扭头便忘的主儿,那么诗人就是可怜的相思。
三四两句写作者看着一对鸳鸯美滋滋地在沙浦享受温情,满眼羡慕。未必真有此景,也许是诗人的浪漫情怀。一对鸂鶒悠闲地飞游于橘林,同样激活了诗人的想像。写了鸳鸯,又写鸂鶒,如此渲染,说明诗人被李亿迷住了,不能自持。
五六两句写诗人等待心上人的情状。“烟”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与下句“月色沉沉”对应,晚上时,江边人家生起炊烟。二、烟波浩淼的意思,傍晚时的一种江色。第二种种解释更靠谱。烟波里传来隐隐的歌声,也许这歌声诗人听辩不清,但她肯定甘愿认为这是一首相思歌,这歌声正合自己的心愿,传到了江的那边,送给李亿。诗人好像入魔了,看到的,听到的,想像的,一切皆变为思念。这一句就是一幅画,想像着诗人坐在江边,托腮沉思,有一种忧愁美。 “渡头”映入了诗人的视线,明知李亿不会来,看着,只是为了圆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直到晚上,月色沉沉的时候,诗人坐等了一整天。
末二句写虽然两人相隔得不远,但是却无法相见,犹如相隔千万里。“咫尺”,说明在诗人眼里,两人的心是很近的。“千里”,一个江南,一个江北,是地理上的距离。“家家”二字,对诗人是有刺激的,当然她也很想为李亿做棉衣。“远”字与“家家”相连,表现出捣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声声都敲打着诗人的心。一个女性的绵情牵系表露无遗。前句中的“歌声隐隐”与这句的“家家远砧”,双双入耳,最后一句写得相当有分量。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