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