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这首词写女子春怨相思的情景。开篇二句写发、写面，虽明白但并不传神，是暗写侧描。三句“带恨眉儿”一语点破，不知何恨，不明白但却极传神，是抓住最具特点的细致景象进行正面描写，由一点入，见意更远。“攒”字是“带恨眉儿”的动作，用“远岫”喻之，不但妥切传神而且独具意蕴，“远岫攒”不可解，“眉儿攒”也不可解。此恨之深，此情之切，自可想见。后两句明白如话，直描其景，直问其情，虽问而不需答，“为谁”二字使前面不明朗的词旨一下子明朗起来，把何以成“恨”的不明白一下子明白开来。
这首词字字不及相思，但字字俱关相思，用形态写心情，用远山喻愁情，笔意清新，淡远幽长，画静而情活。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云：“以画家白描法形容一极贞静之思妇，绫罗之暖寒，非深闺弱质，工愁善感者，体会不到。”由此也可见李煜描摹形态、抒写情性的高妙水平。
诗词大意
这首诗描绘的是一幅风雪夜归图。前两句，写诗人投宿山村时的所见所感。首句中“日暮”点明时间：傍晚。“苍山远”，是诗人风雪途中所见。青山遥远迷蒙，暗示跋涉的艰辛，急于投宿的心情。下句“天寒白屋贫”点明投宿的地点。“天寒白屋贫”：主人家简陋的茅舍，在寒冬中更显得贫穷。“寒”“白”“贫”三字互相映衬，渲染贫寒、清白的气氛，也反映了诗人独特的感受。
后两句写诗人投宿主人家以后的情景。“柴门闻犬吠”，诗人进入茅屋已安顿就寝，忽从卧榻上听到吠声不止。“风雪夜归人”，诗人猜想大概是芙蓉山主人披风戴雪归来了吧。这两句从耳闻的角度落墨，给人展示一个犬吠人归的场面。
这首诗用极其凝炼的诗笔，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诗是按投宿的顺序写下来的。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清贫生活的同情。
反客为主
唐代诗人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诗可谓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其中最后一句“风雪夜归人”甚至为剧作家借用为剧名，遂使此诗在当代更为著名。然而对此诗的理解，窃以为问题颇大，通常的讲析很难令人信服。
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标题，前面“逢雪宿芙蓉山”六字似已申足诗题，何以还要加上“主人”两字?于是有人以为此乃衍文，“主人”两字应该删去；二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一联，诸多赏析者都展开神思，想象为：诗人夜宿于芙蓉山某农户家，夜闻农家主人雪夜归来，犬吠人答，所谓：“这些声音交织成一片，尽管借宿之人不在院内，未曾目睹，但从这一片嘈杂的声音足以构想出一幅风雪人归的画面。”(《唐诗鉴赏辞典》406页) 此诗不但运用了“反客为主”——出奇制胜的艺术构思，而且还采用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技巧。由此可见，刘长卿的这首小诗，上联写贬谪中的投宿，重在客观描写，下联写投宿时的感受，重在主观抒发，自然婉转，一气呵成。在表现形式上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音律上也如弹丸圆美流转，自有其美，并不存在所谓脉络的跳跃。诗虽全用赋体，然仍意在言外，启人深思。至此，标题中“主人”两字所特含的暗示意味，也就不言而喻，迎刃而解了，这个芙蓉山“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诗人之自谓也。
《秋兴赋》在嗟叹四时的基础上，以宋玉《九辨》中悲秋的名句为契机，抒发自己对“秋日之可哀”的独特理解。先将宋玉句中提到的“送归”、“远行”、“临川”、“登山”做的诠释和评议：“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送别归去的人怀着思慕伴侣的恋意，远去他方的人有羁旅漂泊的悲愤，面临大川则感叹流水似时光飞逝，登上高山又怀想未来而哀悼眼前。前两点是一般概括，后两点是具体用典，一用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典，一用齐景公乐而怕死之典。接着潘岳用议论总结了“四感”，道出自己的见解：“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四感让人内心哀痛，遇到一样也难以忍爱，可是嗟叹秋天本身的值得悲哀，大概是没有什么愁可比而又无休无止了。宋玉的名言是封建社会仕途坎坷的文人在秋日共同心理感应的写照，潘岳的独特理解又成为此赋所兴的思想基础。
《秋兴赋》以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点染重彩浓墨，极力铺写萧瑟、冷落的秋天景象。按时间来看，从野外写到庭院：“野有归燕，隰有翔隼”，写到屋内：“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田野里有归来的燕子，沼泽地有低翔的鹘鸟；庭院树枝上的叶子都飘洒零落了，强劲的风凶猛地吹动着屋门的帐幕。按时间来看，从白天写到晚上：“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天空澄明愈加显得高远，太阳的光线在空中飘飘忽忽逐渐衰微。为什么微弱的阳光时间这么短，而感觉那寒冷的夜晚却正长。从夜晚又写到清晨：“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听那飞离的大雁在晨空中吟唱，仰望那七月流火的寒天残景，而且其中夹杂着对秋夜“月瞳胧”、“露凄清”、“熠耀粲”、“蟋蟀鸣”种种所见所闻的感受描写。景象铺写后联想到自己，以“不寐”、“展转”写出所悟和自省，又以自己“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的忧思早衰的形象与显贵们“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的得意嬉游的傲气对比，当然会自然得出清醒的认识和信念：“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如果人们的志向好恶有不同，也就无从识别他们的轻重静躁了，是此赋所兴的环境背景。
《秋兴赋》直接阐发老庄的“齐万物、一生死”的学说，顺理成章地引出此篇的篇眼——即所兴。正面议论、反面对照、援例引证、用典说明，可说议论得十分透辟。其中“龟祀骨”的典故源于《庄子·秋水》篇。这个典故正好表达了潘岳宁愿无拘无束地去过隐居生活，也不愿受人白眼而宦海沉浮，全篇所兴也就一下子脱口而出：“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且让我收藏起官服归来吧，快扔掉那官印用高风亮节激励自己。该句说的直接，痛快，又响亮，是此赋的眼目。紧接着又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想像中的归隐生活：“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耕东皋，交余税，听泉声，嗅菊芳，浴秋水、赏鱼乐，写得何其轻松自在，情趣横生，一幅怡然自得、与世无争的隐居图跃然纸上，这是当时司马氏严酷统治下庶族士大夫超然物外，全身远祸的典型心境。由老庄哲学想到归隐是此赋的理想境界。
《秋兴赋》通过对秋哀感情的抒发，对秋景铺陈的描写，对“齐天地”观念深刻的议论，表达了对达官显贵们的轻蔑和自己处境的愤懑，从而表示了归隐避祸的决心。
《秋兴赋》在赋的发展阶段中，按内容属抒情言志小赋；按形式属骈体赋。在表达方式上，它已打破了汉散体大赋专尚叙事，铺陈扬丽的写法，而是熔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很多句子多种表达方式兼而有之，不能说专指某种表达方式了。句式上以四、六句为主，而且注重对仗，上下句几乎都是双双比翼骈出，而且注重偶句押韵和灵活换韵，增强了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虽然还保留很多骚体赋的“兮”字，但只在上句，句中没有，而且也不是句句必有，可以看到逐渐被淘汰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