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概括强虏民夫拉纤的实况，下片抒写丁男病妇忍痛离别的情景，凄怆感人。全词一气贯注，笔力浑厚，开头“战舰排江口”三句，开门见山地点出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笼罩了全篇，这里所使用的是分镜头写法：一面写千万艘战舰排列在滔滔的江边渡口，另一面写远在天边的统治者正在派遣亲王出征的非凡场面。“真王拜印”是借用《史记》中韩信的典故。统治阶级对拜官授印，率兵出征当然是非常隆重的，但这种征服战争将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词篇由此生发，逐层铺叙。作者没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把笔锋紧扣主题，直写强拉船夫，“征发”二句，写朝廷命令各地郡县火速征集十万民夫，一场奴役人民的灾难，犹如急风骤雨洒向苦难的人间，弄得广大乡村鸡犬不宁，这里的“骚然鸡狗”前面还有“闾左”一词，可谓笔力重而用意深。在秦代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此处暗用了陈胜农民起义的故事。词中“叹闾左”三字，既点出了受压迫、被奴役的都是贫苦人民，又暗示出当时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里正”句以下，紧接着写面目狰狞的地方官吏呵叱着逼迫大批劳苦农民拉纤，并把他们当作囚犯那样锁在空谷仓里。作者曾目睹官吏催逼租税的凶狠情景，在那种高压统治的环境下，被捉民夫连摇手也不敢，这不是夸张，而是悲惨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下片“稻花”一句，承上接下而转入另一种境界，点明了时令季节：深秋霜天，田间稻花飘香。从上面强拉民夫的紧张、悲痛的气氛中，突然出现一幅乡村秋熟的自然景象，似乎用了闲笔，其实作者巧妙的笔法在于；意在言外。词人通过稻花霜天的物景透露出这样的意念，恰巧在这繁忙的秋收季节将来临的时刻，统治者不顾农事，强拉民夫这样不仅笔调清新而意脉不断，而且包含了作者对征服战争的愤慨和遭难者的同情。接着“有丁男”二句，既与上片相照应，又展现了丁男病妇在岔路旁草丛间诀别的凄惨情景“此去”三句承上铺叙“土牛”任意鞭打春牛，它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活人的背却经不住皮鞭的抽打。凄惨的声音，如泣如诉，这是对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罪恶的血泪控诉，“好倚后园”四句，写丁男无力反抗，呼救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含着眼泪叮嘱病弱的妻子。词以“神佑我，归田亩”作结，使人感到更加真切、沉痛。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是通篇运用直叙其事的白描手法，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一幅封建统治阶级到处掳掠民夫、奴役人民的悲惨生活画面，同时表达了诗人对灾难深重的贫苦农民的同情，因而诗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这首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风格沉雄的词中，可以窥见陈维崧反映现实的词篇中所放射出独有的艺术光彩。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上片写江南雪景。“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开头二句写登临的兴致和原因。“如唤”二字下得好，表现出词人的逸兴豪情。“江平雪晴风小，”说明正是登临观雪景的好时机。“湿粉楼台，酿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这三句写登临所见的近景。“微茫”三句，是登临所见远景。这一带峰峦相属，有瑞石山、宝月山、峨嵋山、浅山、金地山等。“为问”二句，由景入情，忽然怀念起友人来了。作者化用王徽之雪夜访友这个典故。王子猷访戴是因雪景兴之所之，又同在越地，因此词人化用这个典故，表达期待友人来访，或趁雪后去拜访友人，都很贴切。借用这一典故，一方面表现了对友人的思念之切，同时它又表现了词人登临观雪霁时的逸兴豪情，很有些疏狂豪放的意态。
下片主要抒情。“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三句，承接上片，写对友人的忆念。因听不到朋友亲切的笑语，惆怅之情萦绕于怀，竟至难以排遣，可见情谊之深厚。接着“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三句，进一步写思念之苦。梅花常于雪天开放，它是春天的使者。古代文人赞赏梅花的气节风骨，常常相携赏梅、咏梅。因此梅花又是友谊的媒介和见证。文人常以梅花为题寄托友情或离愁。南朝陆凯寄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宋姜夔《暗香》词云：“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吟得梅花但储”可能是从姜夔词境化出的。“俱恼”者，人与梅皆烦恼也。无知的梅花与人一样，也为离别而愁绪满怀，这同“红萼无言耿相忆”如出一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词人故作豪情，登高呼啸，以排遣因离愁所造成的郁闷。宋代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词云：“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将花插帽”盖脱胎于此。它紧承“吟得梅花俱恼”句，突然宕开一笔，由抑郁转向疏狂，拓展了词境。南宋初，金主完颜亮南侵，声称欲“立马吴山第一峰”。“第一峰”之名由此而得。词人登临吴山，便是身在第一峰头，正是金主完颜亮当年望尘莫及之处。这里特地点出“第一峰头”含有自夸豪壮的意味。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三句，将词人疏狂的意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情貌毕现。结尾二句，“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诗中“玉龙”喻雪神。后人常以玉龙喻雪，也借喻雪山。清代张四科《大雪宿盘豆驿》词云：“天际玉龙夭矫，一片荆山弄寒色。”即把玉龙比作雪山。“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点明了“望隔江霁雪”的词题。词人忽见斜阳穿破云层，洒下一片霞光，把远处的雪山映照得明丽动人。这幅雪山夕照图，境界阔大，色泽艳丽，气韵生动，恰又衬托了词人的逸兴豪情。以景语作结，词境更为蕴藉。
总观全篇，由景人情，再由情人景。词以登临观雪景起笔，以雪山夕照收结，首尾一体，紧扣词题。上片主要写景，下片着重抒情，而景与情的转换过渡自然，又互相映照渗透，熔景与情于一炉。尤其下片“将花插帽”数句刻画词人疏狂豪放的形象，虎虎有生气，简直呼之欲出，更为词篇增色。较之一般触景伤怀的吟唱，风格意境迥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