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子死孝，为妨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妨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妨。”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妨。”可见天祥之为妨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妨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妨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妨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
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按传统赠序的写法，开头都要说送行的话。而这篇序文却以“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起首，起势突兀，先声夺人，然后紧紧围绕“穷”字，用从高处向下鸟瞰的俯视角度“拍摄”阳山，气势一泻而下，使人驰骋想象；仿佛看到了阳山峰险崖陡，虎豹出没；江流滩高峡险，船翻人亡的惨景；看到城郊荒凉寂寥，县衙破败简陋；人们相貌诡秘，文化落后。在这段中，韩愈到阳山之后的心情并未直接流露出来，但从篇首“天下”这夸大之辞中，从对阳山之“穷”的极力夸张渲染中，从段尾“待罪’这含有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反语中，已使人深深感到韩愈贬到阳山后失意、落寞、孤寂的处境与心情。
第二段写韩愈与区册相处的欣喜之情。同是阳山，这时使人感到，作者笔下的阳山再不是险恶丛生，惊心动魄的了，而是树木葱翠，百鸟和鸣，江水清悠，两岸如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和心旷神怡了。
此诗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作为开头，随手将题目中“江行”的意思镶嵌在内，但没有明说，只是从另一角度隐隐化出，用的是“暗起”的写作手法。
“咫”是八寸。“咫尺”，形容距离极近。“匡庐”即指庐山。近在咫尺，本是极易登临，说“不可登”，是江行遇雨所致，船至庐山脚下，却为风雨所阻，不能登山。“不可登”三字写出了使人发愁的“风雨”之势，“愁”字则透出了诗人不能领略名山风光的懊恼之情。“不可登”，不仅表示了地势的由下而上，而且，也描摹了江舟与山崖之间隔水仰望的空间关系。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即道出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下笔非常简巧。
一般说来，描写高山流水的诗歌，作者多从写形或绘色方面去驰骋彩笔；此诗却另辟蹊径，以引人入胜的想象开拓了诗的意境：“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为南朝佛教胜地，当时山中多名僧大师寄迹其间。这些往事陈迹，成了诗人联想的纽带。仰望高峰峻岭，云雾缭绕，这一副奇幻莫测的景象，不能不使诗人浮想翩翩：那匡庐深处，烟霞洞窟，也许仍有六朝高僧在隐身栖息吧。此种迹近幻化、亦真亦妄的浪漫情趣，更增添了匡庐的神奇色彩。庐山令人神往的美景很多，诗人却“只疑”佛窟高僧，可见情致的高远和诗思的飘渺了。
第三句中的“疑”字用得极好，写出了山色因云雨笼罩而给人的或隐或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产生意境“高古”的联想。“只疑”和“犹有”之间，一开一阖，在虚幻的想象中渗入似乎真实的判断，更显得情趣盎然。
此诗以疑似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内心的高远情致。写法上，似用了国画中的“滃”写技法，以淡淡的水墨来渲染烟雾迷蒙的云水，虚虚实实，将庐山写得扑朔迷离，从而取代了正面写山的有形笔墨，确可视为山水诗中别具神情的一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