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李贺流传后世的二百多首诗中,“鬼”诗有十多首。此诗写秋天来临时诗人的愁苦情怀,从其阴森料峭、鬼魅飘飘的风格来看,就是一首“鬼”诗。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原是古往今来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感慨。诗人对于时光的流逝表现了特异的敏感,以致秋风吹落梧桐树叶子的声音也使他惊心动魄,无限悲苦。这时,残灯照壁,又听得墙脚边络纬哀鸣;那鸣声,在诗人听来仿佛是在织着寒天的布,提醒人们秋深天寒,快到岁末了。诗开头一、二句点出“秋来”,抒发由此而引出的由“惊”转“苦”的感受,首句“惊心”说明诗人心里震动的强烈。第二句“啼寒素”,这个寒字,既指岁寒,更指听络纬啼声时的心寒。在感情上直承上句的“惊”与“苦”。
这一、二两句是全诗的引子。一个“苦”字给全诗定下了基调,笼罩以下六句。“谁看青简一编书,不啼花虫粉空蠹”,上句正面提问,下句反面补足。面对衰灯,耳听秋声,诗人感慨万端,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自己写下的这些呕心沥血的诗篇,又有谁来赏识而不致让蠹虫白白地蛀蚀成粉末呢?”情调感伤,与首句的“苦”字相呼应。
五、六句紧接上面两句的意思。诗人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深深为世无知音、英雄无主的忧愤愁思所缠绕折磨,似乎九曲回肠都要拉成直的了。诗人痛苦地思索着,思索着,在衰灯明灭之中,仿佛看到赏识他的知音就在眼前,在洒窗冷雨的淅沥声中,一位古代诗人的“香魂”前来吊问他这个“书客”来了。这两句,诗人的心情极其沉痛,用笔又极其诡谲多姿。习惯上以“肠回”、“肠断”表示悲痛欲绝的感情,李贺却自铸新词,采用“肠直”的说法,愁思萦绕心头,把纡曲百结的心肠牵直,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愁思的深重、强烈,可见他用语的新奇。凭吊这种事情,一般只是生者对死者做,他却反过来说鬼魂前来凭吊他这个不幸的生者,更是石破天惊的诗中奇笔。
“雨冷香魂吊书客”,诗人画出了一幅十分凄清幽冷的画面,而且有画外音,在风雨淋涔之中,他仿佛隐隐约约听到秋坟中的鬼魂,在唱着鲍照当年抒发“长恨”的诗,他的遗恨就像苌弘的碧血那样永远难以消释。诗人表面上是说鲍照,实际上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志士才人怀才不遇,这正是千古同恨的事情。
此诗上半篇采用的是常见的由景入情的写法,下半篇则是全诗最有光彩的部分。“思牵今夜肠应直”,在牵肠情思的引发下,一个又一个恍惚迷离的幻象在眼前频频浮现,创造出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幻象写真情的独特境界。诗人深广的悲愤与瑰丽奇特的艺术形象之间达到了极其和谐的统一。在用韵上,后半篇也与前半篇不同。前半篇虽然悲苦、哀怨,但还能长歌当哭,痛痛快快地唱出,因而所选用的韵字正好是声调悠长、切合抒写哀怨之情的去声字“素”与“蠹”。到后半篇,与抒写伤痛已极的感情相适应,韵脚也由哀怨、悠长的去声字变为抑郁短促的入声字“客”与“碧”。
这是一首著名的“鬼”诗,其实,诗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鬼”,而是抒情诗人的自我形象。香魂来吊、鬼唱鲍诗、恨血化碧等等形象出现,主要是为了表现诗人抑郁未伸的情怀。诗人在人世间找不到知音,只能在阴冥世界寻求同调,感情十分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