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此词上阕写雨过天晴后的郊外丽景。就像一名优秀的画师，词人把入画的时间定在雨后初晴那一瞬间。一阵微雨过后，天空中纤尘不染，格外晴朗，放眼望去，只见菖蒲长满沟渠，叶叶相连。“菖蒲”一句从大处落笔，以“叶叶”概括郊外春色之貌，给人满眼碧绿的意象，就像南朝《采莲曲》中用“田田”来状莲叶弥望之景一样。紧接着，作者便拉近了视线，从细处着笔，用特写镜头捕捉到那碧绿画面中一点醒目的黄色：一只小蜜蜂在那儿飞来飞去。有了这一点娇黄的色彩映衬于一片绿色之中，整个画面便活了，充满生机了，因而显得美妙动人。从艺术手法上讲，将“雨晴”这样的时间融入到景物之间，使读者的审美感受自始至终都集中于艳丽的郊野春色，不给人突兀之感。“妙”和“小”不仅形成韵脚，而且还彼此呼应，见出园中蜜蜂的细小可爱。前用“唯有个”，后用“露一点”，前面点明是蜂，后再着以“娇黄”之色，将那只可爱的小蜜蜂写活了。一个“娇”字，尽显柔美之态，传出神韵。
下阕由景生情。看着眼前一片大好的春光，满园的春色，词人骤然动起了惜花之情。他想到那娇艳的花朵如果受到晓风的暴力，必将残败不堪，纵然有幸逃过一劫，但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能是衰败迟暮，在暮春的夕阳之下，显示出老态，令人悲伤。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总是不愿意看到美好的事物被摧残，被破坏，但这样的结局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诗人设想在最为娇艳，蜜汁最浓的时候，跟那娇黄的小蜜蜂一起度过，享受难得的美好时刻。
词的上阕写“菖蒲叶叶”，是写叶，而下阕虽未点明，但引起词人感想的，是花。高明的词人在词中一点也没有透露出这花的消息，只以“香香”二字点逗，使词情婉约含蓄。由此及彼的时空转换，从写景到因景生情，只用过片的停顿来作处理，而不作交待（有时用一字句或二字句领起），这在词中是常见的手法。联系到当时的词是在歌舞场合所唱，就更能体会这种“过门”处词情变换的妙处了。
表面上看，整首词都只是在绘景描象，但词人的用意，显然不在只写蜂、花这类自然景物之上。以香花美草喻美人，以暴风残花喻红颜衰褪，以春暮花老见出美人迟暮，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传统。因此，读这首词时，有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素养的读者，可以很自然地领悟到其中特殊的意象指归，并会因为蜜蜂抱花意象而联想到男女欢会，从而对其词品的高低作出评价。正因如此，尽管秦观的这首词在写景状物方面没有什么大的缺失，甚至可以说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在后代词论家那里，却很少获得好评。最多只不过视其为狎邪词人柳永之作的同类。对照柳词仔细品味，这样的评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对于为秦楼楚馆写作歌词的柳永，词论家们的着眼点往往并不在其写男欢女爱是否露骨上，而在其羁旅行役和长调慢词的原创之功上，而对于“专主情致”的秦观，则多少有一种载道文人的心理定势，所以对秦观的这类词，就很少放过。其实，如果舍弃知人论世的批评模式，单纯就文本批评，秦观的这首词，还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至少，在艺术手法，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