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白朴的《阳春曲·知几》一共有四首。这种把声调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词重复填写，在元散曲中称“重头小令”。曲题“知几”语出《易·系辞下》：“子曰：知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第一首曲子表明了作者对世事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安于贫困，认为名士自风流。小令劈头一联对偶。“知荣知辱”出于老庄思想。作者说自己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辱，只是“牢缄口”，不愿说破而已。“谁是谁非暗点头”句意几同。“诗书丛里淹留”表现了白朴的主要生活内容。曲子中“闲袖手，贫煞也风流”两句化用苏轼、元好问等人词句，表现了作者的安贫乐命的思想。这种远官场而近贫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观念，在元代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首曲子抒写了作者对人生短暂、生命不再的感叹，表现了以酒自娱、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此曲句句抒情，对人生短暂的叹喟，对世事多变的愁伤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悲切哀怨的意境，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第三首作者于曲中描写了自己的诗酒生涯，抒发了乐天知命的闲适情感。这支小令感情强烈，前两句沉郁中饱含旷达，后三句闲适、旷达中隐含沉郁。全曲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不甘与浊世为伍的意蕴。

　　前三首极力描写了作者缄口免祸、纵情诗酒的生活态度，第四首可以说是回答为什么采取如此生活态度的缘由。

　　这首小令以议论入曲，上下千年，纵横古今，融深沉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现实感受为一体，读来冷峻深邃，发人深省。当然，这种“全身”“远害”的处世哲学历来被评为消极情绪，但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奔竞者之辈却也是一副有效的清凉剂，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弊端之一斑，而且也可以窥见元代士人复杂的心态。

　　这是一首羁旅伤春之作。

　　词的上片极写春日的阳和之景。以“冻水消痕”、“晓风生暖“的四字骈偶句开始，写出早春典型景物：冰雪融消，晨风送暖。骈偶句的运用显现出铺排的效果，再接“春满东郊道”一个单句托住，由水而风而郊野长道，水陆上下遍布浓浓香气。三句中，一“消”、一“生”、一“满”，三个动词显现了变化中的动态。“迟迟淑景”和“烟和露润”又是两个四字短句，却不用对偶，与开篇同中有异，概写春阳的和暖，烟岚的和润，渲染了早春的气氛，再以“偏绕长堤芳草”一句实景作为承接， 长堤一线，芳草染绿，“偏绕”二字表现长堤春草正承受着春阳与烟露的恩泽，万物与造物者融洽为一体。“断鸿”二句，场景从远远的长堤提升至广袤的天空。鸿雁北归又是一个典型的早春之景，天边时隐时现的一点归飞鸿雁的身影，更衬出江天的悠远无尽。“遥山”三句，白远天而至远山，以拟人笔法写早春刚刚染上新绿的远山如美女“淡扫”的“妆眉”，极尽闲雅秀逸之态。结句之“目极”二句说以上所绘早春阳和之景并非词人春游所历，而是他“闲倚危楼”、“目极千里”、“迥眺”之所见。

　　春景如此秀美诱人，词人却无意来游，此中必有缘故。景中所绘“断鸿”这一意象隐隐透露了一点信息。北归的大雁总是排成整齐的雁阵，而词人却偏偏选择一只失群的孤雁，这孤雁为下片所抒情感埋设了一个伏线。

　　过片换头“动几许、伤春怀抱”一语，由“动”字领起，承上启下，上片春景所引动的却是游子的“伤春怀抱”。这一语是全词情感气氛陡然大变的关键词。这关键词与上片的“断鸿”意象幽隐地暗暗相连，“断鸿”正是词人自身形象的喻托。此语中“伤春怀抱”四字亦可作为此词的“词眼”，全词所抒正是词人的“伤春怀抱”。

　　于是以下由“念”、“想”、“追思”引领出自己“伤春怀抱”，逐层铺叙。词人所“念”者乃“何处、留阳偏早”。所谓“何处”，即词人现今所在之处，词人偏说“何处”，化实为虚，正是游子他乡情感的流溢。“韶阳”本是美好的艳阳春色，人所共爱，词人却怪它偏偏来得这样早，正是游子伤春之情使然。词人所“想”者乃“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帝都的春日胜景用墨虽不多，但绚丽多姿，繁华热烈，对比眼前的素雅春色，自是别有一番诱人的风光，它强烈地吸引着沉迷市井生活的柳永。词人所“追思”者乃是“往昔年少”的放浪生活。他由帝都的繁华而追思起年少时的欢乐，那时是日以继日地“把酒”、“听歌”、“买笑”，挥金如土，对比今日的“断雁”情状，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又是两个四字骈偶句，与开篇的一组骈偶句遥相照应，依旧显现着铺排的效果。这种生活尽管不足取法，但对柳永来说，却是他对仕途失意的一种抗衡。而直到他作下此词的时候，仕途仍是蹭蹬，岁月依旧题跎， 却连这种抗衡带来的些许心灵慰藉也不可得了。经过“想”、“念”、“追思”这三层铺叙之后，终于逼出了煞拍之“别后暗负，光阴多少”，嗟叹岁月的流逝，为辜负了青春年华而暗暗心伤。此时此刻，词人内心的失落，痛楚早已盖过了眼前的一片春色。

　　柳永的词惯写羁旅愁情，但多各具面目，并不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此词以美景引愁情，以往昔的热烈反村眼前的冷寂，在抒情上又以上片深幽的蕴蓄与下片痛快的倾吐形成鲜明比照。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诗人在这首诗里咏叹的是松树，但它不是纯粹的咏物诗，而是借咏物抒情咏怀，明写松树，暗喻人才，句句写松，却句句落实到人。诗的前四句指出，松树在幼小时，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和其他小树苗一样，常常淹没在杂草丛中，不为人们所注意。人们不知道它有远大的发展前景，也不了解它的笼罩云气的壮志和傲霜斗雪的风骨。这既是诗人的自喻和自况，表明自己像松树那样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贞的节操，是一个“好苗子”，但“为草所没”，未被发现和看重；同时也是要求当权者“慧眼识人”，要善于识别和发现人才。“弱干见摧残，纤茎易陵忽”两句，指出松树的成长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特别在它幼小的时候，容易被摧残、被伤害，只有精心地培育它，爱护它、保护它，它才能茁壮成长，长成参天大树。这两句诗，有诗人寻求庇护的意图。诗人自荐多才，仕途不济，后因私撰《齐春秋》而遭受打击，长久失意，希望得到王桂阳的援助和保护。以上六句诗，深刻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即不仅要善于识别和发现人才，还要注意培养和爱护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不然的话，人才是很容易被埋没、被损害的。诗的最后两句，诗人保证说：当幼松一旦长成数千尺的大树，一定不会辜负主人的知遇之恩，要建功立业，庇护众生，有所作为。

　　此诗通篇采用比体，情意委婉，笔意含蓄，与当时南朝华靡艳丽的诗风相比，此诗显得清新挺拔，别具一格。从结构上看，全篇首尾呼应，章法整饰，一气贯注，中两联为对仗，已有一些唐人律诗的体貌。

　　这组诗共三首，其中第三首（“三日入厨下”）最受推崇。下面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诗学分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余恕诚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新媳妇难当”——在旧社会人们普遍有这种看法。但也有些新媳妇在令人作难的处境中找到了办法，应付了难局，使得事情的发展带有戏剧性，甚至富有诗趣，像王建的这首诗所写的，即属于此类。这也是唐代社会封建礼教控制相对放松，妇女们的巧思慧心多少能够得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映。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古代女子嫁后的第三天，俗称“过三朝”，依照习俗要下厨房做菜。“三日”，正见其为“新嫁娘”。“洗手作羹汤”，“洗手”标志着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在婆家开始她的劳动，表现新媳妇郑重其事，力求做得洁净爽利。

　　但是，婆婆喜爱什么样的饭菜，对她来说尚属未知数。粗心的媳妇也许凭自己的口味，自以为做了一手好菜，实际上公婆吃起来却为之皱眉呢。因此，细心、聪慧的媳妇，考虑就深入了一步，她想事先掌握婆婆的口味，要让第一回上桌的菜，就能使婆婆满意。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是多么聪明、细心，甚至带有点狡黠的新嫁娘！她想出了很妙的一招——让小姑先尝尝羹汤。为什么要让小姑先尝，而不像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那样问她的丈夫呢？朱诗云“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所以要问丈夫，因为深夜洞房里只有丈夫可问。而厨房则是小姑经常出入之所，羹汤做好之后，要想得到能够代表婆婆的人亲口尝一尝，则非小姑不可。所以，从“三日入厨”，到“洗手”，到“先遣小姑尝”，不仅和人物身份，而且和具体的环境、场所，一一紧紧相扣。语虽浅白。却颇为得体，合情合理。新娘的机灵聪敏，心计巧思，跃然纸上。“先遣小姑尝”，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沈德潜评论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

　　《新嫁娘词》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些，但是要直接就写这些入诗，则不免带有庸俗气。而在这首诗中，因为它和新嫁娘的灵机慧心，和小姑的天真，以及婆婆反将入于新嫁娘彀中等情事联系在一起，才显得富有诗意和耐人寻味。

　　像这样的诗，在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把握有诗意的题材方面，似乎能够给读者一些启示。

　　读这首诗，人们对新嫁娘的聪明和心计无疑是欣赏的，诗味也正在这里。新嫁娘所循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一、前提：长期共同生活，会有相近的食性；二、小姑是婆婆抚养大的，食性当与婆婆一致；三、所以由小姑的食性可以推知婆婆的食性。但这样一类推理过程，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和诗相结合。像有人在笺注此诗时所讲的：“我们初入社会，一切情形不大熟悉，也非得先就教于老练的人不可。”（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