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产生的感发力量与作者的初衷不符，这是文学中的常见现象。这首词就是如此，以小序中“赋而感之”可以看出，作者本意是咏花，孰料写着却生成许多感慨，这感慨使词的思想性加深了。
很明显，上阕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三人称咏赞琼花，即所谓“赋”。词人将花儿作天上的仙女，告别了琼楼瑶阙，飘然降临人间；写她那洁白的花朵犹如冰花、碎玉，簇拥成球；想象她成天伫立在石阶畔，既有杨贵妃那丰腴的体态，又有赵飞燕那样绰约的风姿；她摄取了世间一切草木之花的丽质清气，集于一身。……
花和美人向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将琼花比喻为杨贵妃、赵飞燕算不得出奇，倒是“冰花翦翦，拥碎玉成毬”九字抓住了琼花莹泽洁玉的特点，最为逼真。其次“敛群芳、清丽精神”七字，也堪称新、警。其后几句不免落入俗套。然而词人在后半篇内，却将作品的质量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其契机是什么呢？这就得从所咏之花的特殊性说起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云：“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翠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琼花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有高洁的品性，实属难得。琼花的名字，永远与扬州齐名。因此，历来咏琼花者，不能不咏及扬州。
此篇也不例外，首先所选用的词调就是《扬州慢》；其次则整个上阕的背景亦是扬州。自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扬州，成为商业繁盛之都，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可是，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两次大举南攻，扬州都首当其冲，兵燹之酷，竟使积累达数百年之久的富庶与文明遭空前浩劫。罢兵了，休战了，在南宋小朝廷用屈辱换来的相对和平时期，扬州是否有条件稍稍恢复往日之经济、文化名城的旖旎风情呢？没有！因为宋金双方以淮河中流划界的缘故，扬州已经成了边关，只能以军事要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呵！作为时代的一个缩影，扬州的盛衰怎能不唤起南宋臣民们忧国伤时的沉痛之感呢？姜白石在《扬州慢》一词中就有这样精警深沉的句子“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尽管词人之所以选用《扬州慢》的词调且写下“十里春风，二分明月”的佳句，但实际上在为扬州衰败之叹作铺垫。果然，他从历史之扬州的“盛”中反观出了现实之扬州的“衰”，不禁慷慨生哀，于是掉转词笔，改用第一人称，愣将半篇未写完的“琼花赋”续成了一首“哀扬州赋”。这下阕，便是词序之所谓“感”了。
上阕所赋，是想象中的琼花，扬州后土祠中的琼花，昔日的琼花；眼前摆放着友人折赠的数枝琼花还没有派用场，何不借她起兴？于是乎乃有：“雨窗数朵，梦惊回、天际香浮。”一句意思是谓：碎雨敲窗，将我从午梦中惊醒，只见窗前花瓶里插着几枝琼花，清香四溢，飘浮在天空。这花是哪儿来的？直说友人所赠，就无诗意，且下面文章难作，故尔从虚处着笔。“似阆苑花神，怜人冷落，骑鹤来游。”像是琼花之神同情我的孤独，特骑着仙鹤从扬州来鄙地一游。
“花神”既从扬州来，何不向她打听打听扬州的近况呢？于是引出下文“为问竹西风景”，其实不用问，词人也可以想象扬州“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残败景象，词人不愿用实笔写这令人神伤之景，所以接着蓦地一笔宕开，顾左右而言它道：“长空淡、烟水悠悠。”七字虽不着边际，却委实下得精彩。大有“多少事、欲说还休”之慨，诵之令人回肠荡气，只觉无限落寞惆怅都在言外。以下剑及履及，顺势明点出此种情绪并揭示其所从来，放笔为全篇收尾：“又黄昏，羌管孤城，吹起新愁。”“羌管孤城”四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范仲淹《渔家傲》词里的“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据此，则作者当时所居，是否也属边城呢？
粗粗看过，三句只是直书此时此地之环境与心境，似可一览无余；及至沉吟久之方觉它寥寥数字却将无数时间空间融汇起来，实在耐人寻味。试想，“黄昏”而曰“又”，“愁”而曰“新”，则昨日、前天、上月甚至去年……不知有多少个“已是黄昏独自愁”包含其中，非“此时”与“彼时”相同画面的多重叠印而何？此盖就纵向而言，若作横向观察，读者又可以看出，它还是多种相似图景的双影合成。细细体认，那另外的一幅照片是姜夔《扬州慢》词之“渐黄昏，清角吹寒，都要空城”？不言扬州，而扬州自见。
词人一生写了许多咏花词。今存《虚斋乐府》六十八首，咏花之作就有二十四首，竟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大多格调不甚高。只有这首词，原本只为赋花，不料却抒发出很多盛衰之惆怅，遂成精品，由此可见咏物词之关键在于不滞于物。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写作此诗时作者已经被关押整整三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高官厚禄不能软服，牢狱苦难不能屈服。他衰鬓霜染，意志弥坚。牢房冰冷潮湿，饮食艰涩难咽，妻儿宫中服役，朝廷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令文天祥感受到人生末路穷途的困厄艰难。他用一支沉甸甸的笔，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就了这首悲而不屈的短诗。
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路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