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二句先写越窑开窑的时间在秋天，再以夸张的手法极言秘色瓷的颜色青翠，像是夺走了千山的苍翠似的；后二句写若在秘色瓷中盛上半夜的露水，就可以陪着嵇康将杯中的残酒喝完。全诗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抓住了秘色瓷颜色青绿以及光泽盈润的特征来描绘，并突出其风神。
前两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陆龟蒙远看越窑开窑时的壮观景象而发的感概。其中的一“夺”字可谓神来之笔。在陆龟蒙的心里这秘色瓷的釉色已无法用一般言语去描述，只能用巧妙夺取大自然的“千峰翠色”来雕饰。但在实际的烧窑过程中窑内的烧制温度和火焰气氛很难控制。烧成黄釉、青釉乃至生烧、过烧的都有。所以“夺得千峰翠色来”不但体现了诗人文辞意境的险绝，而且还包含着“千峰翠色”的来之不易。
后两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越窑开窑后陆龟蒙近看堆积如山的越窑器（可能碗类较多）时的记实描述和感怀：堆积的碗类越窑，如果放好方向，即口朝上，到夜半时就能盛载露水；如果碗类越窑器口朝下堆放就不是“好向”，因为没法盛载露水。从后二句中读者不仅能够读到陆龟蒙对嵇康的崇敬，并将嵇康当作知音，还能推断出秘色瓷釉面盈润这一隐藏信息。
诗中提及嵇中散，是因为嵇中散是一位嗜酒爱琴，才气横溢并铁骨铮铮的令后人敬仰的一代罕见名士。陆龟蒙明吟越窑之物，暗示敬慕嵇中散之志向。这也说明陆龟蒙的这首诗并非着眼于秘色越窑，而是借物抒情，暗表心机。明白了诗人的本意后，再回味“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能体会出这里不仅是吟咏“秘色越器”，而且和于谦《石灰吟》以“秘色”语言明志有异曲同工之效。诗人的感怀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不禁使人想到嵇中散那样的人杰与鬼雄。此时此刻的陆龟蒙，已被嵇中散孤傲不群、蔑视权贵的性格，直言不讳的气度，超凡绝世的理想所深深吸引，已完全和嵇中散在精神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加之嵇中散有很高的才气和节气，于是陆龟蒙才把他作为心灵上的寄托和尊崇甚至效法的楷模。这才有了用秘色瓷在“中宵”的阴阳相交之时“盛取沆瀣”之液共邀和自己有着同样处境、心境的另一时空的知己——嵇中散共饮沆瀣，以销万古之愁，于是便有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传世佳句。
首句“谈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鸿鹄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身仙境、浮想联翩。“鹄”，一说指天鹅，一说为鹤。这里应理解为鹤。因为不仅鹤立与鹄立是同义词，而且更重要的是释成鹤更增强了仙界的气氛。鹤在古人看来是仙鸟，称为仙鹤，认为它们是神仙的座骑。在诗人眼中，此时群臣们像仙鹤一样引颈挺立，静待主人的骑乘。“通明殿”，表面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 （宋代王十朋注引《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五星”突出画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