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与张祜同是怀才不遇，深有感触而发，故而这首和诗写得很有真情与深度。
首联盛赞张祜诗才高绝：他的才华高过建安七子，连曹植与刘桢都不在话下。这显然是杜牧对张祜的过誉之词，但由于是古人赠答诗中常见的客套话，也就无足深怪。
颔联叙述张祜的不平遭遇：他曾得宰相令狐楚的荐举，就像当日孔融推荐祢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遇着蒯通那样的人为之旁敲侧击说好话，却碰到了说坏话的元稹，以至于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此处诗人使用正反两个典故，十分含蓄而得当。
颈联表现张祜对朝廷不改其忠贞，隐居乡野之间也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他在梦中还一直牵挂朝廷，他的胸怀就像流经住处的长江一样浩大，有并吞万里长空之势。以“北极”比喻朝廷是诗中所常用的，而下句的“西江”既在形式上与上句的“北极”构成对仗，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张祜胸怀抱负的曲喻，在修辞上十分巧妙。
尾联归结到张祜文才高妙而不得重用的不幸遭遇上：他所作的《宫词》，在皇帝的后宫中被宫女们广泛传唱着，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对他的身世遭遇有所改变，所以说是“虚唱”；而“故国三千里”，一方面是张祜《宫词》的原句，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张祜隐居乡野之间，距离朝廷十分遥远。全诗就在这深沉的慨叹之中戛然终止，给人留下无穷感叹。
此诗使用典故巧妙自然，感情真挚深沉，写得有气势，表现了杜牧对张祜的赞赏。当时的诗人郑谷，故称有诗吟咏此事：“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指杜牧，曾任紫微舍人）。”
此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开头四句以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示江上之游的即景画面，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前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后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结尾四句，承前发挥，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活画出诗人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又从反面说明功名富贵不会长在，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能充分显示出李白诗歌的特色。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上片，用烘托的笔法，写少妇暮冬时节站在雪地里，忍着严寒的威胁，盼望郎君归来的情景。将阻碍爱情的原因归怨于一种客观事物的表达手法，人们称之为“移恨于物”。“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点明盼望郎君的时令、气氛与环境。漫天飞雪扑面来，反觉雪暖了脸，脸融了雪。冷就是冷，雪就是雪。冷、雪不可变暖，这纯属于一种心理变化。雪有人情，人有真理，物随人变。“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直议少妇穿着单衣，冒着严寒而不动摇的坚贞如一的精神。一“欺”，一“任”，辩证地烘托了少妇铮铮贞骨的爱情。
下片，以回忆与推进相结合的手法，深一层地展示少妇思念郎君、盼望郎君而未愿的心态。“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忆起甜蜜的岁月，美好的离别。“梅子”不仅表明少妇与郎君离别的时令，更重要的象征着他们高洁的爱情与青春。“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再透过一层，道出了少妇此时此地难言之隐痛。只要你归，我不嫌梅花开晚了我最大的愁恨则是梅花开了，果子结了，你还是不回到我的身边。“恨”中饱含几分真情，“恨”中平添几分情趣。可谓牵肠挂肚，刻骨铭心，“恨”思绵绵无尽期。
全词，通过现实与回忆、景物与人情、回环与强化、直写与烘托等相结合的手法，将一位痴心的少妇思念郎君又不能如愿从而产生的愁“恨”推向了高潮。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