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景楼”是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处寺内建筑，具其之所心被称为“多景”，也是因为它建在山上，地势高，万事万物都可尽收眼底。诗人登高望远，前文极写所见景色之美，最后三句一问一答道出哀情，可见此曲采用的是以乐景反衬哀的情的手法。
前三句写的是整体感受，春水东去，天空辽远、闲云飘散，视野极其开阔，那树显得对么渺远，那鸟仿佛也都消失了踪迹。就像是一种脱离尘嚣的展望，一片豁然开朗。接着具体写了所见景物：山如黛、水如镜、月缺似沉钩，寓意白昼将尽。诗人依次运用了“阔”“闲”“渺”“幽”以及“远”“平”“缺”等加以刻画，句式倒装，使景物描写细腻生动。
再把视线住下，桃花梨花红白相间的景色下是那“渡口”和“江水”，曲至此，已经透出离别之情。尾三句便点出真意：“何处离愁？人别层楼，我宿孤舟。“有如蜻蜓点水一点而出，让原本沉浸的乐景中的人，哀感顿生。
作者乡居曲江的末期时，经过几年的冷静思索，余靖对田园生活渐能适应，心情也已大大平和下来。该诗描写秋日傍晚的山村景色，塑造出一个悠闲自得的作者形象，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着孤独惆怅之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读者带进了一幅凄清孤寂的图画里，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还点明了诗人所处的环境。“萧条”，不仅渲染了田园的冷落，也表现了诗人此时心情的黯淡、孤寂。
诗人凭轩远眺，摄入眼底的是“树藏秋色老，禽带夕阳归”的景象，树因秋色而更显苍老，倦鸟在暮色中低回寻巢，映衬了他内心的悲哀。这是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的写法。
五六两句，“穿云翠”是美丽而生动的景象，“得雨肥”意味着丰足，这是用美好的景物来反衬诗人穷困潦倒和黯然神伤的心情。中间这两联，颔联以哀景写哀情，是衬托的写法；而颈联以乐景写哀情，是反衬的写法。诗中生动地再现了山馆山园老而不衰的秋景，平淡而精工，深得陶潜、谢朓及王维、孟浩然诗派的旨趣。诗人以闲旷之目，托高远之思，一切深沉的思考，都蕴藏于无言的远眺之中。
尾联抒写诗人的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可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却没有人来嘘寒问暖，只有残菊陪伴着他。诗人自比陶潜，而境况更差，也更孤寂。余靖，有陶潜王维田园诗的遗韵，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孤独惆怅之情。尾联抒写诗人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如今，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又有谁来嘘寒问暖呢？只有残菊陪伴着自己。
这首诗作于作者晚年。诗题取首句前二字，实类“无题”。
首句写堂静。用静中之动来反衬其静。虚堂，空堂，用《庄子》“虚室生白”之意。孤身独处，更无他人，所以觉得堂屋是空荡荡的。孤身、夜深，空堂显得分外寂静，只听到堂外草丛中不知什么虫子在鸣叫着。“草虫鸣”是静中之动，因“寂寂”才能听见虫鸣；听得见虫呜，愈见堂之“寂寂”。如此一个静悄悄的堂屋，正可酣眠。
然而，次句却写人不眠。此时，独处于堂屋之中的诗人斜靠在枕头不能成眠。堂寂，虫鸣，都是他在不眠之中感觉到和听到的。之所以“不眠”，是因为“难忘旧情”，旧情萦绕在诗人心头，令他难以忘怀。旧情之“情”，在这里不应解作“恋情”或“爱情”。一是不曾听说诗人生平有过浪漫的或不幸的爱情，再是从三四两句的意境与全诗的氛围看，也与恋情无涉。所以这里的旧情，也是作者《江南春二首》之中的“愁情”，即“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范雍《忠愍公诗序》曾说：“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那么，这里的“旧情”可以归入“此意”。另外，诗人说成“旧情”，是故意含糊其辞。总之，暮年迁谪，流落不归，是诗人一生中愁沁心髓的不幸，他难以忘怀，袭上心来时，就要欹枕难眠了。
按照作品的思路，下面本来应该倾吐作者难忘旧情的悲伤，而诗人却没有这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于是他绕过“旧情”把目光转向窗子，来了个写景句：“斜月半轩疏树影。”月光斜照在半截窗户上，又把稀疏的树影投在堂屋的地上。树影摇曳不定，诗人已感到寒意，所以他觉得夜半更深的风露更加凄清了。诗到此句，便戛然而止。
其实诗人并没有忘记旧情。尽管“旧情”只如一个闪电，瞬间便消逝了，而更多的笔墨用于写景。但是，这些景物的描写已着上了“旧情”的色彩，而使一切景语皆成了情语。起笔的“虚”字就语涉双关：“虚堂寂寂”，是他自己的灵台孤寂，方感到空堂分外寂静；他把目光转向窗户，看那月光，看那树影，原是为了解脱“旧情”的萦绕，但是，看到的又是凄清的环境，而环境的凄清正是他心境凄然的反照。总之，诗人于“旧情”欲言又止，只是在亦即亦离之中，融情入景，描绘眼前景物，构成一种凄迷的氛围，烘托出一缕难忘旧情的凄楚的情感，这就比直陈胸臆，显得更加缠绵悱恻，蕴藉婉曲，余味不尽。同时他身为大臣，政治上的不幸际遇是不好多说的，也只能出之以委婉之词，点到为止。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