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