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序中所说“思亲友也”。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
诗歌全篇贯穿了陶渊明因不能和友人共享美好的抱恨之意，这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希望与友人共享美好的深情。无论是“良朋悠邈，搔首延儜”的烦急，还是“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的无奈，无论是“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的愿望，还是 “岂无他人，念子寔多”的担忧，无不尽显诗人的火热心肠和深情厚意。
正因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一往情深，而使诗人陷入寂寞孤独：“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始发新芽的东园之树，都竞相用发着嫩芽的枝叶让我快慰，这正是因寂寞孤独而生幻觉，或聊以自慰。因为寂寞孤独，诗人才羡慕那“翩翩飞鸟”的“好声相和”，而益发“抱恨”了。
诗中“八表同昏”等诗句，表面看是写天气，而用夏天雷雨前或冬天雪前的景象来形容春季的天色，似乎形容过量，显然，这里是暗喻国政时局被封建贵族、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搞得天昏地暗，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
词分上下阕，上阕写奎章阁学士院柯九思执勤的日子，形容自己的年老、寂寞。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开头两句从家里生活写起，似乎开得太远，与怀人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却暗蕴怀念远方朋友的意思。作者不说自己年迈，盼望与老友相聚。而说自己没心思与姬妾周旋，姬妾清闲自在。以侧写正，委婉曲致。
“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簪里停骖。”接下去叙述自已在金銮殿当值的情景。金殿是皇帝的宝殿，学士怎么能在那里值班歇宿呢？原来学士执掌内廷书诏，为让皇帝传呼方便，学士院便设在金銮殿侧。金殿当值是作者写自已的生活，也是写柯敬仲当年的工作。
“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一个停住车马的细节，暗示自己思念朋友的心情。“许传宫烛”补足了“晚直”（值）， “轻罗初试”照应了“风软”。“几回晚直金銮殿”到“轻罗初试朝衫”几句，描写了作者作“侍书学士”时的活动。在金銮殿替皇帝书写诏书，允许传呼执烛官人，允许在天热时穿轻罗朝衫，这描写的是金殿当值所做的事，所受的待遇。多么安逸的生活，但词人已是迟暮之年，归隐之心在所难免。
下阕改变手法，侧重以景言情，写思念朋友和归心似箭的情怀。
上下阕都以春天为背景，画面颜色调得匀称、明艳，意境柔和妩媚、动静相宜，仿佛要让读者跌入甜糯的燕子呢喃声中，迷醉在簪飞烂漫的东风里。尤其是最后一句“杏簪春雨江南”，全是明艳的名词，组合在一起，有声有色，俨然一幅湿漉漉的江南水墨图画，明明软媚入骨，却坦易明亮，可以长长久久地令人心动。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写春之色，冰白水蓝，颜色鲜明。“接”，“挪”的异体字， “挪”字很传神，将刚化的冰水的形态写得逼真、恰切。依旧是春天，御沟的冰渐渐化去，燕子已呢喃迎春，只可惜因为柯九思不在，令人感觉不到春天的暖意。“语呢喃’’，自是双燕，边飞边噪，其声是流动、变化的。
“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这是描写春天的气温，却不仅仅去写春寒。柯敬仲是遭受猜忌、诽谤而不得不隐居家乡的，故此“重重帘幕寒犹在’’便一语双关，说明柯敬仲虽回乡隐居，但对他的飞短流长并没因此而消失，相反，流言蜚语仍象“重重帘幕包裹着他，让人感到寒气森森。当此之时，连柯敬仲昔日的朋友怕招惹是非，竟也不敢同柯教仲来往了。“凭谁”句看似矛盾：既然已经填了这首词寄给柯九思了，怎么又说“凭谁寄银字泥缄”呢？诗人要告诉好友的真实意图也正在这里，到了杏簪春雨江南时候，我也要南归了。这里作者对老友的关心，对世态的鄙弃，都一古脑儿地表现出来了。
“报道先生归也，杏簪春雨江南。”歌拍以景结情，极为警策。“杏簪春雨江南”。寥寥六个字，胜过一篇文。通过这六个字，仿佛看到了：春日江南，杏簪盛开，烟雨蒙蒙，如诗如画，令人心醉而神往。未加任何形容词，以白描笔法写成，把江南春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可谓妙笔天成。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