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赞上人》被选入《全唐诗》的第二一八卷第八首。这可以说是一篇诗体书信。
从内容着眼,这首诗可分三段。
第一段八句,通过对前一次卜邻的回顾,引出诗人置“草堂地”的条件。杜甫到秦州后所以再三想到西枝村,就是因为那里有赞公这位“上人"的缘故。第二句中不言“卜居”而说“卜邻”,正是这个意思。三至八句说明“心所求”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反衬出“一昨陪锡杖"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其中“年侵”以致“腰脚哀",由于“腰脚衰”,所以“未便阴崖秋”,脉络十分清楚。“未便"句从反面讲,“重冈”两句正面说,就是《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中所说的“要求阳冈暖”的意思。“茅屋”句写作者的另一条件;置草堂并购附近可耕种的土地。最后一句“斯焉”的“斯”统指上述各项,“心所求”总结全段。
第二段包括“近闻”以下四句,描写“西枝西”的那条山谷。这里关于山谷的传闻,正照应上段中对草堂地的要求。“有谷”承“重冈”,不过一从“冈’’说,一从“谷"说;“亭午"句承“竞日”句,其中一写正午,一写全天;“石田”句承“茅屋”句,不仅“兼土",而且足收。那正是诗人理想的卜居之地。
第三段包括“当期”以下八句。写诗人的愿望和设想:“塞雨干”、“齿疾瘳”之后,卜居西枝西谷,与赞公为邻,互相来往交游,共同欣赏西枝秀色胜景,以此为乐事。“柴荆”、“茶茗”,淡泊闲适,正是风流之处。
这首诗的特点是层次清楚,内容丰富。从这首诗里,读者看到了一位失意老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期望。杜甫觉得自己已经年迈,腰腿也不灵便,不宜居住在阴冷的地方,如果有一块阳光充足的山坡上能搭建自己的茅屋,周围还有土地可供耕种,就心满意足了。当他听说西枝村西边有个地方,不但林木繁茂,风和日暖,而且有着旱涝保收的田地,便渴望能去那里居住。他通过诗作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到时和赞上人你来我往,一同徜徉在山原,信步于林径,观看西枝村秀色美景;赏花品茶论经赋诗,是件多么令人惬意,使人羡慕的风流之事。
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该诗概括了诗人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战斗生活,暗寓抗倭斗争的艰难困苦。因有感于曾一起抗倭的汪道昆被弹劾罢官,来形容自己像远离京师孤立无援的臣子,远望皇帝居住的地方,作者仍盼抗倭斗争能得到朝廷的充分支持,既表达了对祖国的赤诚,自己有一片抗倭报国的一腔热血,也蕴含了对朝廷的忠贞。
此诗以十分形象化的手法,抒发自己的丹心热血。
首句“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此诗虽为登临之作,却不像一般登临诗那样开篇就写景,而是总括作者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卓绝战斗生活。“寒”,既指苍茫清寒的海色,同时也暗示旷日持久的抗倭斗争是多么艰难困苦,与“孤臣”有着呼应关系。第二句写登临,又不是写一般的登临。“望宸銮”,交待出登临望阙台的动机。“孤臣”,不是在写登临人的身份,主要是写他当时的处境和登阙台时复杂的心情。战斗艰苦卓绝,而远离京城的将士却得不到来自朝廷的足够支持,作者心中充满矛盾。得不到朝廷支持,对此作者不无抱怨;可是他又离不开朝廷这个靠山,对朝廷仍寄予厚望。所以,他渴望表白自己的赤诚,希望得到朝廷的支持。正是这矛盾的心情,促使作者来到山前,于是望阙台上站起英雄伫望京师的孤独身影。至此,我们才会看到,第一句诗不是徒然泛设。它其实为下面的登临起着类似领起的作用。没有多少年艰苦的孤军奋战作前题,那么此次登临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一联是借景抒情。作者登上望阙台,赫然发现:千峰万壑,秋叶流丹。这一片如霞似火的生命之色,使作者激情满怀,鼓荡起想像的风帆。这两句诗形象地揭示出封建社会中的爱国将领忠君爱国的典型精神境界。在长达十来年的抗倭战争中,作者所以能在艰苦条件下,不停懈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出于爱国和忠君的赤诚。
“繁霜”二句,作者借“繁霜”、”秋叶”向皇帝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心。虽然,王朝对自己海上抗战支持甚少.而且甚有责难。但自己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虽凝如繁霜,也要把这峰上的秋叶染红。作者轻视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自己遭致不公之遇,也仍然忠心耿耿地驰海御故。由于作者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情怀,尽管是失意之作,也使这首诗具有高雅的格调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用拟物法,以繁霜比喻自己的鲜血,形象生动,在艺术表现上极富感染力,读其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愧为千古传颂的名作。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