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追念旧情的怀人词，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应属爱情词范畴。虽然词中所展现的依恋难忘的倩影显然是一名歌妓，但词情不仅不见浮艳，相反却抒述得诚挚纯真，而且落笔的角度多取身世之慨，所以，颇有耐读之处。词牌《思佳客》，就是《鹧鸪天》，周之琦此作共四首，这里选的是组词中的第二首。
词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之际，周之琦三十四岁时。从起句“帕上新题间旧题”可以知道，这段离合悲欢的恋情的发生、发展到中断应是多年前的事。“间”，是夹和联的意思。帕是女郎用的香帕，当年或许是作为定情物赠给词人，也可能是别有苦衷被迫分离时的信物。在一方手帕上“新题间旧题”地写了许多思恋苦念的诗词，足见时间的绵长，是在相当长一段时空里聊以自慰自解、自我平衡的行为，见物如见人么!作为情爱的见证信物，“旧题”也好，“新题”也好，在上面题的诗句不必有赞美艳羡之语，可是词人却以“苦无佳句比红儿”来表述。“苦无佳句”并非没有佳句。而是说任何佳句都不足以来赞比心上人，这是不写之写的最高赞辞。生活往往如此，愈是倾心得无可喻说的痴恋，一旦失落，必然愈显得失魂落魄地巨痛，更不知所云了。所以，“苦无佳句”和“新题间旧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无”和“多”的奇妙而矛盾的激荡情思，已把一颗沦肌浃髓、铭心镂骨的相思苦心托起于纸上了。“比红儿”是借用唐代诗人罗虬写《比红儿诗》一百首赞美歌妓红儿的典故。从这可以确认周之琦所恋的女郎的身分。
词的三四两句紧承“比红儿”所揭示的身份转入沉重的感慨。“生怜”句是说当年初遇时恋人正当“桃萼初开”的二八荳蔻之年，其妍丽娇美之貌可以想见。然而“那信杨花有定时”的悲哀，正是其貌愈美，其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飘泊身世就愈令人伤怀。周之琦晚年虽官至广西巡抚，为一方重臣，但早年并无能力去为一个歌女脱籍，这就是萍水情缘终于分离的缘故。
人似杨花飘无定，是上片情思的一个苦结，暗示出了别离情节。下片由此进入苦思痴念，终于在无法消解的空间阻隔面前，爱而转怨，以怨写爱，怨愈深，思恋益见苦。
“人悄悄”六字把坐立不安的心态刻划得极深细。境愈静寂，心愈空荡，无可解开百思愁结。为何觉得“昼迟迟”，天老不暗下来呢?原来他盼黑夜早来，是为能做个“殷勤好梦”。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所追求的事物时，每每会发生一种心态的变幻现象，求之于好梦。以梦境聊解渴念，原是够苦的事，然而这适足以见其痴。“托蛛丝”三字，一些注本释为借蛛丝随风飘游把好梦带给她去，或释为形容怀人缠绵情思。后者等于无解，前者未见惬意。如果注意到蛛丝结网这个事实，而“好梦”亦须结构(事实上“梦”的做成不可能预设，所以预想“好梦”的愿望更须祈求某种神力)，从“结”这个特定意义上去理解，词人的匠心就毕见了。因为，如果要托蛛丝传带情思，何必嫌“昼迟迟”呢?游丝飘扬，白日也可。所以，“殷勤”句是一个精致的意象表现，当意为祈求能借蛛丝结网那样的神奇功能来做个周正圆满的好梦吧?
末二句笔一转，“绣帏金鸭薰香坐”是设想旧日恋人所处环境，这个“她”显然已被勋戚权贵金屋藏娇了。因而词人说：我自苦思苦想，但求梦遇一回，可是“说与春寒总未知”啊!“绣帏”中人怎能“知”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感受呢?“春寒”拟喻一种特定心境，凄冷、寂寥、惆怅……。在手法上，这叫顿挫，从“好梦”的企待，到“说与总未知”，一个大起落，由热望到心灰意冷，是大跌宕，哀怨苦恋之情正从这起伏折转中得到深化。
其实，即使真的结成“好梦”，又怎样呢?又能真正解慰痛苦，挽回悲剧性的现状吗?所以，这一转成怨恨的语气原也是爱恋的另一种表现，并非真怨“绣帏”中人。
谭献《箧中词》评此词，认为“寄托遥深”，意思是别有深意而不是写恋情。寄托什么呢?大概认为是借此抒发怀才未遇，未能邀上宠。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卷十也说颇有“楼高不见”之意。事实上，周之琦二十七岁中进士，在当时已算早年得志了，他的仕途生活一开始就不见坎坷，从其词作中并不能审辨出如谭、杨等人所揣摩的这类寄托。我们不必跟着常州派理论经常导致的穿凿附会的迷雾走去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
骊山（今西安市的东边），阿房宫当初的宫殿台基残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极其宏大，设施极其奢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咸阳后阿房宫焚毁。张养浩途经骊山有所感而创作了这首“骊山怀古”小令。
开头三句“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诗人用“今何处”一个问句，强调了对从古到今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只见草萧疏，水萦纡。”再不见昔日豪华的宫殿，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说：“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有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元朝统治者在夺得政权之后更奢侈挥霍无度，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急待调整。
张养浩对当时的状况心怀不满，但想到列国的历史，又觉得从夺得政权，到奢侈暴戾，到最终败亡，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结局。杜牧说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正是由此引申开来写道：“赢， 都 变 做 了 土；输，都变做了土。”这句结尾句式相同的两句是说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死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概括。张养浩在另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的更迭，带给人民的全是苦难。而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作者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 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它虽不及“潼关怀古”思想深刻，但也提示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