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岑参首次出塞，写过许多报绘边塞生活，抒发怀乡之情的优秀作品。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篇，写千里行军途中对故园的怀恋。
诗的首联写清晨行军图景。初赴边塞，千里行军，可记载的很多，诗人舍掉其他事物，仅从战马汗水落地，又踏成泥水这一细节写起，从而突出行军的急促和艰苦，描写是极真切的，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的。之后，诗人才又补写一笔；“朝驰几万蹄”，不仅点出时间：清晨，事件：行军，而且以“几万蹄”交代出形驰之远，与“朝驰”相映衬进一步突出行军之急切，同时把首句细节描写与长途行军这一巨大场景联系在一起。这两句仅从马蹄着笔写马，而赴边将士行军的急切和艰苦却已经表现很好了，似特写镜头，渲染急促格调，带起全篇。
诗的次两句回顾行军途中经历。“地角”、“天倪”都极言边塞之远，而“雪中”、“火处”则形成鲜明对照，写出边远行军途中气候变化的悬殊，从而用概括的笔墨为上文行军提供了一个特征十分突出的广阔背景。一“行”，一“宿”，概括了行军途中单调而又艰苦的生活，联系“朝驰几万蹄”一句，可知“宿”是多么的短暂，而“行”又是怎样的长久。如果说首句写的是次句的一个细节，那么首联所写的就不过是次联所泻的长途行军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剪影了。至此鞍马风尘，餐风宿露的长途行军图景已写得十分突出。
在前四句描写千里行军的基础上，后四句转写远赴边塞的乡思。“塞迥”和“乡遥”承上文“地角”和“天倪”而来，是触动诗人情思的客观因索，“中”和“梦”都写诗人情怀，转得极为自然。而一“怯”、一“迷”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初出边塞的诗人对环境的陌生和畏惧，对故乡的梦绕魂牵而又难以归去。诗的最后两句写宿铁关西馆时的怀乡之馆：“哪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照应题目点出月夜和铁关。诗人宿于边塞，唯以望月寄托怀乡之情，而又不写自己望月，却反写明月有情伴随自己，从而使自己更添乡思，望的是“故园月”，想的是故乡情，把思乡之情写得很含蓄，很深切。
这首诗写塞上行军，从“胡朝至夜，层层归结到“宿”字上，既有细节描绘，又有场景概括。写乡思，既有直接点示，又以景物烘托，写得十分生动，也十分含蓄。全诗八句，前六句描绘出笼时情景与中情，最后才以景物暗示出“宿”字，结构较别致。
这首诗题写友人苏氏别业园林的寂静、景物的清幽，并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会身心两忘，万念俱寂，油然而生归隐之心。
首联两句概述苏氏别业的清幽宁静，先点明别墅坐落在深山幽僻之处，再抒写自己一到别墅就产生了隐逸之情。叙事干净利落，开篇即点明主旨。以下，就从各个角度写景抒情，具体阐述这个“临幽欲隐”的主题。
中间四句写景极美妙。高峻辽阔的终南山，充当了这座别墅的门窗。住在这所别墅的人，推开门窗就能尽览奇秀的山色。而那一道从终南山流出来的沣水，它的粼粼碧波映照着别墅的园林。由此别墅主人自然又可以经常观赏青山、园林的秀丽倒影了。这两句描写别墅环境的幽美，依山傍水，境界开阔。巧妙之处是采用借景的手法，借窗户绘南山，借园林写沣水，在小景、近景中蕴藏着大景、远景，这就是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的“以小景传大景之神”。“竹覆”、“庭昏”二句从远景转入近景，描写别墅园庭。诗人惊异地看到：遮掩着别墅的竹林，还覆盖着经久不化的白雪；尽管还没有到傍晚，庭院就已笼罩在浓重的昏暗之中。这两句诗，用字非常精炼。“经冬”，表明了这时已是春天；“未夕”，说明这是白昼。“覆”字表现积雪很厚。在春天里，还有那么厚的积雪覆盖着竹林；在大白天里，庭院居然如此幽暗。这景色多么新奇呵，可见别墅所处地势很高，而且周围一定有山崖和郁茂的林木遮挡了阳光，因此特别清冷和幽暗。
颔联既写了近景，又写了远景，景物之间相互映衬，相得益彰。颈联描写别墅园庭，竹林上覆盖着积雪，白天的庭院却显得幽暗，以此烘托出苏氏别业环境的清幽。这两联以新奇的笔法和语言，写出了奇特的深山幽景。前人对这四句诗评价很高。这四句诗的确写出了新鲜的、不同寻常的深山幽景。“庭昏未夕阴”一句，是自晋宋诗人颜延年《赠王太常诗》中的“庭昏见野阴”一句化出，但二语所写景色侧重点不同。颜诗是从“庭昏”显出旷野之阴；祖诗只写“庭昏”，却以“未夕阴”来烘衬。
尾联两句总括全诗。“寥寥人境外”，写诗人的感受。置身在这清幽的深山别墅之中，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脱离了尘世，整个身心融入到空阔的太虚境中，一切烦恼、杂念全都消失了。于是，他静静地坐下来，悠闲地聆听深山中春鸟的啼鸣。全诗前七句都是写静景，没有声息。诗人在篇末表现自己闲坐听春禽，以声音传递出春的讯息。
唐代诗评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祖咏诗说：“剪刻省净，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从这首诗中可以见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