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诗人通过对中山孺子、郑女燕姬精彩演出场景的描述，为读者展现一幅元宵节月光下许多台杂剧争妍斗丽的画面，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
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
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金梁桥外月如霜”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
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这是思妇之词，上半沉思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沈郁，可以泣鬼神。
通过女子所居环境氛围的描写，烘托出女子内心深处的寂寞。且“庭院深深”使人很容易想到欧阳修那阕《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首词在某些地方格调颇相似，情感相通。二、三两句更是妙趣横生，刻画闺中少女的情态栩栩如生，与敦煌词《鹊踏枝》中“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日迟迟，鹦哥报道他来到的叫声，使她空喜欢一场，在她寂寞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波澜。“压鬓”二句，是女主人公“闲烦恼”的特写镜头。鹦鹉之能言，都是人教之结果。女主人公思念所爱心切，便把自己最希望的事反复调教于鹦鹉，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当然也希望鹦鹉能及时地报告他的归来。不想这反倒惹出了她的相思烦恼。前后强烈对比，寓意深刻。
“低头只是闲烦恼”则写女子心态之沉重烦闷，这种精神上的烦恼不是金玉满堂的物质生活所能消解、抵偿的。“只是”两字下得很妙，将女子无法排遣的伤离怨别之思以直陈的方式表出，具有强调的作用。“闲烦恼”也可见女子的相思之苦触处即是，同时为过渡到下片打下了伏笔。
下阕从女子想像在江南的情郎的生活着笔，词的内容也由上阕深闺人的相思烦恼变而为下片感于江南春而产生的盼归的惆怅。
江南的春天群芳争艳，青山滴翠，自己与情郎都正是青春年华，纵然高楼红袖迷人，也抵不上回乡与钟爱的女子相聚，共度良辰美景的美好。她方方面面地思念他的一切，设想他在外面的生活情况。而她最担心的，想得最多的，一是他会不会对她不忠，二是他的生活是否艰辛。她设想他在“红袖高楼”行乐的情景，心痛情急，迸出了“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的心声。主人公明知无力阻止爱人出行，但也甘愿为此牺牲！女子的殷殷期盼，在诚挚温厚之中深深地蕴含着坚贞不渝的品质。
主人公幻想爱人所禁受的艰辛，好象在同爱人一起禁受，因而身体消瘦，精神困顿。黄昏更是思念更切的时候，因而主人公几乎害怕黄昏！由此想到以前美满相处时的情景，那时候主人公与爱人还开着离别的玩笑；不料这玩笑竟骤成事实，这更使主人公更加难过。尽管这样，末两句说宁愿化身为车前草，挡住情郎西去的道路，冀盼情郎回心转意，早日归来。借用“车前草”的字面意义作文章，虽非首创，以之结尾表白痴情不改的心志，更加衬托主人公痴情的人物形象，有感人肺腑之效。
全词委婉细腻，清新雅丽，昭示了一种为美好理想而始终不渝甚至甘愿献身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