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本为送李判官入京，却先从自己从长安入安西着笔。“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说自己在天宝八年（749年）受高仙芝之聘，不远万里，从长安来到安西。安西，在唐代是一个十分遥远、荒凉的所在，不少人视为畏途，而诗人为实现一身报国志心甘情愿地前往这个遥远荒凉的地方。 在“一身”与“万里”的悬殊中，表现出作者惊人而又超人的胆魄和勇气；同时，“一身”也包含离别家乡亲人之意，为下文写乡愁埋下伏笔。“从”、“向”二字的连用，又表现出作者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气概。两句起得十分有力，着墨不多，但却内涵丰富而又形象鲜明，为下面具体描写安西情形作了自然的导引。中间两联，是全诗的重点，作者着重写了来安西途中的所见所感。颔联“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写星夜兼程赶路的情形。在长安与家人见惯了的一轮明月，此时却独挂在沙漠上，显得有几分愁惨，仿佛在对人垂泪一样。这里不说自己因对月思乡而垂泪，却反说明月对己垂泪。而自己的思乡之念，已形象地见于言外。这也是将明月拟人化，赋予无生命的月亮以活泼的人格，给在沙漠上行进的孤身一人作陪衬，使得天上地下的景物融成一片，遥相对应，别有情致。在夜中行进，松软的沙子使坐骑格外吃力，“费马蹄”三字，既指对马蹄的磨损，更有沙软难行之意，足见行进的艰难，但作者仍然奋进不息。接着，颔联一方面承接颈联，继续写行进，同时又一转，从夜间过渡到白天：“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这一联景象十分逼真、壮阔。上句用张骞出使西域寻找黄河源头的典故，意喻简直要走到天地的尽头；通过沙漠时，觉得天也格外低矮了。这里面，既有对旅途艰辛的描写，但更多的却是从一个刚从内地来到西北边陲的人的眼中，以惊愕的神情，来描写那未曾见过的新奇而壮阔无比的景象，其中饱和着作者对新鲜生活的追求和对边疆的热爱，充满着由衷的激情。
通过这样的层层转接，对万里西行的铺叙、描写，最后终于写到了给李判官送行，“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这最后的送行绝没有悲切之语，而是在军帐中与李判官痛饮，使临行前的聚会，充满着振奋人心的豪壮气概。诗人也没有写旅途珍重之语，因为此诗前三联已经叙述了自己西行时的种种情形，而李判官的东归，也是顺着这一条路线，在上面的描写中已经暗含旅途艰难、须多保重之意，这里无须再作赘语了。诗人此时更多的想到了自己远在长安的家人。他万里西行之后，那久已蕴蓄于心的深切乡思，此时一经李判官返京的触发，如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遏止，于是就趁痛饮酒酣之时，在军帐中作书，将心中的万语千言写出，托李判官带回长安家中。“家书醉里题”，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在醉中仍然没有忘记家乡和亲人，足见乡思之切、之深；另一方面也极为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在醺然中挥毫疾书、下笔不能自休的情景。一股豪气充满军帐，融注在全诗的字句中，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
全诗气魄沉雄，在远行的豪情中有思乡的清泪，在艰辛的磨难中又表现出勇猛奋进的精神。且都是通过对安西的新奇而特有景物的描写，曲折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首咏物词，描写新月，比喻拟人，巧妙别致，颇有风格。
上片正面描写，通过比喻拟人表现新月。看那天边初生的新月，像一位美貌绝伦女子，正临镜梳妆时用那画笔画出的一条弯弯的眉毛。要等到夜色中的烟雾消散后，天空澄澈，那时才能看见这一轮新月的美丽——然而细雨烟中，不甚了然，满目还是一片迷蒙。上片虽主要写的是新月，却还应注意到一点，也就是情感上的表现。本来花了很长时间、很多心思，好好化了一番晚妆，要等有人来欣赏自己，然而“准待分明”时，却发现“和雨和烟两不胜”，竟然不能看清这美貌，如何不让人悲伤。这里将新月拟人化了，比成一位女子，弯弯的眉毛高高翘起，好像女子皱眉不高兴似的。但实际的情感从下片可知并不单单是新月的悲伤，而是“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下片从侧面描写新月，并且把情感也从新月落到人身上了。不要让待待替代了新月，让它们成为这漫漫黑夜的主角，须慢慢坚持，总会有变成玉盘圆月的那一夜。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上片写月，下片写人，最后一句“天上人间一样愁”将上下两片、天上人间联系起来，情景交融。
这首词中“红楼”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是红色的楼房，如史达祖《双双燕》中：“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洪升《长生殿·偷曲》：“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两句中的“红楼”都是指这个意思。第二种解释是富贵人家中，女子居住的闺房称为“红楼”，如白居易《秦中吟》：“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王庭珪《点绛唇》词：“花外红楼，当时青鬓颜如玉”。第三种解释是旧事妓女居住的地方，周友良《珠江梅柳记》卷二载：“二卿有此才貌，误落风尘，翠馆红楼，终非结局，竹篱茅舍，及早抽身。”当然还有《红楼梦》之所谓“红楼”，大概是由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缘故，这“红楼”应是第一种意思。
至于此首词中“红楼”的意思，向来应该是第二种，富贵家庭中女子的闺房，因为这符合词人的总体风格以及社会环境。事实上，明清以来，文人的诗词中妓女的成分已经远少于唐宋，原因就在于唐宋妓女一般是艺伎，她们多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或更歌善舞，或长于填词写诗歌，所以那时文人多喜欢来往其间；然而明清以来，妓院就成为真正的烟柳之地，文化氛围也消失殆尽，艺伎就不是主流，文人也不齿于此了。所以从这两方面看，纳兰性德这里的红楼应该是第二种意思，或者是第一种。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前两句写诗人年轻时落拓不羁、以酒为伴的潇洒生涯。诗人暗用毕卓的典故，说自己十多年来，常常乘着扁舟载着美酒，自由自在地泛舟漂流，在酒的世界里如同毕卓那样，忘忧忘返，觉得万事皆空。用十年的青春岁月来与酒相伴，真算得上不辜负酒神。这里的“觥”、“公”同音双关，由“觥”到“公”的转换见出诗人对酒的赞颂，酒以其忘忧解忧而成了诗人的友人、恩人。由此也暗寓着诗人在多年来郁郁不得志、借酒浇愁的真实生活状态。
后两句表现出一种洞悉世情的洒脱。诗人如今已经两鬓斑白了，斜卧在禅床边，品着僧人献上的清茶，见煮茶的袅袅轻烟盘旋在微风中，此刻的闲情与安逸惬意飘然。可能是诗人借清茶一杯以消酒渴，也可能是晚年因体衰而不能多饮聊且以茶代酒，或是因茶而思酒，但这两句所透露出来的清幽境界和旷达情思，韵味深长。诗人杜牧平生留心当世之务，论政谈兵，卓有见地，然而却投闲置散，始终未能得位以施展抱负，以致大好年华只能在漫游酣饮中白白流逝，落得“今日鬃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的结果。此处“茶烟”与前面的“觥船”相应，“落花”与“青春”相应，说明一生自许甚高的诗人已经步入衰老之境，不仅施展抱负无从说起，就连酣饮漫游也不复可能，只有靠参禅品茗来消磨剩余的岁月。
全诗通过酒与茶两种境界的对比描写，深蕴着对人生的独特体悟。年轻时的风流放浪以及壮志难酬，全在“觥船”、“青春”等语句中体现出来；而今清静禅院中的“禅榻”、“茶烟”所引发的万般感慨，如同萦绕于落花风中的茶烟一样散去无踪。这首诗中包含着对年华老去时的感念与豁达、对过去青春岁月的追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全诗洒落而不见其辛酸。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