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为一位长辈对晚辈的赠诗，自然不离一些忠告和勉励的话语，同时此诗也抒发了作者理想不得实现的感慨。
诗分四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是对从甥的夸赞。“鱼目高太山，不如一玙璠”，这起句奇绝高迈，犹如飞自天外，落之玉盘。高如泰山的夜明珠，不如一块美玉。这开头的两句议论，引入入胜，又为下两句夸甥作了铺垫。下两句把从甥比作明月，评价何等之高！明月行天，万人仰看，声价动地，自不必说了。一句“动天门”，反衬动人间，一语两面，可谓奇异妙笔。“能成吾宅即，不减魏阳元”两句，用了一个典故。魏阳元即魏舒，少孤，为外祖家抚养。外家起宅，即宅者云：“当出贵甥。”外家视魏舒少而慧，以为应验。魏舒曰：“当为外视成此宅即。”（《晋书·魏舒传》）此两句诗意，是赞从甥高才，不弱于魏舒。诗人把如明月一般声价的高五，视为“能成吾宅即”，似有贬抑之嫌，其实不然，诗人是从辈份上立论的，显然含有爱惜之意。
“自顾”以下八句为第二段，诗人自述个人境况。他夸赞从甥“能成吾宅即”之后，自比惭愧，所以有“自顾寡筹略，功名安所存”之句。李白未获“功名”，是否因缺少筹略尚无定论。“从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角度看，李白实在不算高明”（王运熙《李白集校注·前言》），但他仕路受阻，主要还是因为权贵谗毁。李白政治上受挫之后，仍怀报国之心，但也时有出世之想，泄气之辞。“五木”以下六句，直叙境况。诗人把自己比作“绳系穷猨”，不得自由，心想五木一掷，摆脱爵禄的羁绊。五木，古代赌博的一种器具。《世说》云：桓宣武与袁修道樗蒲（博戏），“袁修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诗人化用此典，内含寓意。李白蔑视权贵，而注重友情。为了报答故交的恩义，他不惜“千金散尽”；为使堂上醉人尽兴，又不惜以骏马换酒。他生性豪侠意气，鄙视黄白之物，每遇故交，慷慨解囊，兴之所至，不惜以“五花马，千金裘”去“换美酒”，“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此诗“枥中”四句自述境况，充分表现了诗人豪爽重义的情性。
“闻君”以下十句为第三段，转写离别之情。“闻君陇西行，使我惊心魂”。听到从甥将去陇西，陇西郡乃唐代边陲荒凉之地。西行此地，不能不令人为之一惊。以下则写送别时的复杂心情。意思是想与从甥同去“飘飖”，如寒鸟入荒原，雪天各飞翻。但是诗人心中又有矛盾，没有明说，只言此种心情，如江水流卷，难以陈述完全。“贫家羞好客，语拙觉辞繁”，是说贫家偏偏好客，语拙偏又辞繁，这种自即矛盾难以说明白。因此几天打不起精神，连吃饭也感到无由的羞愧。此番送别之情，写得细密委婉，一语三叹。
“自笑”句以下为最后一段，开解之言。意思是：自笑我不是大丈夫，生来多有苦事难以摆脱。心中积蓄了多少忧愤，何处能得到开豁？想来犹如天地间一层浮云，此身不过是物之毫末罢了；顷刻间即无踪影，终归化入自然之气中了。古代哲人以为“万物散而为太虚”。想到如此，所以“去去何足道？临歧空复愁。”去去，指从甥陇西之行。临歧，面临歧路。此为宽解之语。“肝胆不楚越；山河亦衾帱。”《庄子·德充符篇》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诗人借此开斛，既然认为万物皆一，与自然同体，那么山河也就是床上的帐被了。诗人借庄子之言，以表豁达之情。“云龙若即从，明主会见收。”《易乾·文言》云：云从龙，风从虎。意思是龙起生云，虎啸生风，同类感应。后用以比喻君主得贤臣，臣子遇明君。诗人借此是说从甥西行，如果云龙即从，建功立业，那么皇帝会征召入朝的。最后诗人谈到自己，则另有一番深意。“成功解即访，溪水桃花流”，是说：成功之后不会忘了我，找我可到有溪水桃花的地方。晋人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记》，那脱离尘世之累的自由生活所在，成为许多政治失意之人向往之处。李白曾有“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风·郑客西入关》）之句，反映了诗人对桃花源的向往。此诗以“溪水桃花流”作结，暗含诗人隐居之想。
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词的上片，描叙以珍贵的酒器敬劝王仲翁酒，突出友情重于‘‘琉璃”。“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特写琉璃酒器的奇、贵、精、大。“奇”在于它五光十色：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贵”在于它是从海的南部传来的“宝”物；“精”在于它系以液态非金属材料浇“铸”而成的；“大”在于它形异团团，大如“栲栳”。奇贵精大综合体现了“琉璃”酒杯所含的份量，即具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和礼仪象征性价值。词人重于友谊和真情可见一斑。“曾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又进一层地渲染东坡对王仲翁的珍贵友情。这种酒杯曾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人昆仑岛，将海外和海内连成一片，它的意义不亚于从华山索取明星玉女的洗头盆那样珍重。东坡将自己与王仲翁置身于仙境中，仙山上，浴仙盆，玉女间，服玉浆，生活够理想化、浪漫化了。尤其盆水“碧绿澄沏”可谓他们友情纯洁的象征。从上可以窥见词人晚年仍向往着复朝的美好前景。
词的下片，以因果之笔，描绘王仲翁狂饮之雄姿，从而进一步祝愿王健康长寿。“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人贵养身有道。深红色的儋州土地是荒漠贫瘠的典型表现。竟然出现了百岁老人王仲翁。他的养身之道在于“痴”和“顽”，即不问世事和苦练身体。于是他筋骨强壮，无论什么去颠仆他、推搡他，他是巍然而不倒的。这是极为可贵的财富，词人或许从中获得比“琉璃”杯还珍贵的教益。“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王仲翁的狂饮雄风令人生畏。正因为他“痴顽推不倒”，所以他才有“海口”般的酒量，“门”窗般的胆量，“黄流”下肚如同“电奔”，且是“一派”，好一个“一派黄流”的老年狂，但愿王仲翁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海口”、“门”、“派”和“电奔”四个比喻夸张词，巧妙组合，一幅《老翁狂饮图》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产生轻松、痛快之感。词人语言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此。
全词，截取劝酒时出现的两个镜头，一是大琉璃酒杯，一是王仲翁狂欢，侧面反映了词人与朋友的友谊和真情是何种的珍贵与纯洁。大概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从词轻快、诙谐、戏谑的语调中，摸到了词人此时醉以忘神、乐而忘忧、旷达天真心灵的脉搏。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此词描写少妇因游春有感而忆所思的无可排遣之情。
首句点明时序：芳春过半，踏青游赏，戏罢秋千。由动境而归静境，写其季节天色之气氛，闺阁深居之感受，读来宛如亲历。
次句“风和闻马嘶”五字为一篇关键，虽用笔闲淡，不扬不厉，而造境传神，常人难及。“闻马嘶”之宝马振鬣长嘶，成为古人游春这一良辰美景之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象。时节已近暮春，青梅结子，小虽如豆，已过花时，柳尽舒青，如眉剪黛；而日长气暖，蝴蝶不知从何而至，翩翩于花间草际，好一幅闹春图画。“蝶蝶飞”以一动作点活了暮春之景。
过片“人家帘幕垂”极写静境。而“花露重，草烟低”，正与写静有关：花觉其露重欲滴，草见其烟伏不浮，正是极静之物境心境下。
“秋千”句是写静至精微处，再以动态一为衬染，然亦虚笔，而非实义。出秋千，写戏罢秋千，只觉慵困，解衣小憩，已是归来之后。既归画堂，忽有双燕，亦似春游方罢，相继归来。不说人归，只说燕归，以燕衬。人，物人一也，不可分辨。然而燕归来，可知天色近晚，由此一切动态，悉归静境。结以燕归，又遥与开篇马嘶相呼应。于是春景芳情，浑然莫辩。
前人谓“冯词如古蕃锦，如周、秦宝鼎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此词写仲春景色，豆梅丝柳，日长蝶飞，花露草烟，秋千慵困，画梁双燕，令人目不暇接。而人物踏青时的心情，则仅于“慵困”、“双燕栖”中略予点泄，显得雍容蕴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