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感怀发端。诗人多年来仕途奔波，宦海沉浮，阅历既多，自以为是谙练世情，老马识途了，但又觉得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首联用“似觉”点出对前途把握不定的心理状态，显示出茫茫身世之感。在旧岁将尽的年终，诗人看到年复一年，时光流逝，而自己却功业未就，老大无成，兴起了岁月蹉跎、流年虚度的嗟叹。次句的“空更”，语意深切，表达了诗人当时无任凄惘的心境。
颔联先写思亲，佳节思亲，是人情之常，辗转客程，失去了家人团聚的欢乐，便到梦境中去寻求。却被爆竹声惊醒了。“爆竹”这一含有特定意义的形象，渲染了节日气氛，起了以景增情的作用。接着又用“残灯”、“永夜”，刻画环境的凄凉。在漫漫长夜中，独自伴着昏暗欲灭、摇曳不定的灯光，窗外又不时传来辞岁的爆竹声，叫人心碎。旅况的孤寂索寞，自然涌出“客愁新”的心情，以景衬情，颇见匠心。
“客愁”而说“新”，暗示已有旧愁，旅次逢岁末，又添了新愁。新愁承“乡梦”而来，愁的内涵，不言而喻。旧愁乃是诗人自叹：“无端却被东风误”（《自恩平还题嵩台宋隆馆二绝》），可以从作者贬谪僻地的生活背景悟出，亦不觉晦涩。
颈联用拟人手法写天气，宋人诗词常用这种写法，如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词：“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此联上句描绘雪意浓酣，垂垂欲下的客中实景，进一步映衬游宦在外的艰辛和漂泊羁旅的寂苦，下句联想到腊尽春来，写出春回大地的旖旎风光。从岁末欲雪到春光明媚，时间上有一个大的跨度。诗人运用对偶，把不同时间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在回环对比中，增加了境界之美，也表达了他想以未来欢乐的憧憬消解当前旅愁的愿望。作者在长期贬谪之后，盼来了重新起用的机会。他对这次临安之行充满了希望，残冬将尽春天正向他走来，可以尽情领略“桃红柳绿”的春色，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然而诗人毕竟摆脱不开现实生活的羁绊，绵绵的乡愁使诗人展开想象，在空间上来了一个大的跳跃。诗的尾联，从对方落笔，将不尽的情思，浓缩在“想得”语之中。说儿女们围坐在地炉边，念叨着自己，这比直说自己如何想念家人，倍加生动亲切。白居易的“想得闺中深夜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情景与此相似，惟黄公度借天真小儿女之口说出，更为动人。
作者以情出景，以景喻情，虚实结合，情景相生。在时地的跨度中，开拓了诗的意境，虽无大波澜，但用词鲜明，质朴真切。诗人入朝之后，因秦桧党羽仍然把持朝政，只得了个考功员外郎的闲职，没过多久，就赍志以殁，终年才四十八岁他所憧憬的春天，终于没有来临。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