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题目为后人所拟。
有人把《史记》誉之为悲剧英雄画廊，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绝代典型，“项羽之死”这个片断便是这部旷世悲剧的最后一幕。“喑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死了，留在人间的是历史长河中曾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群山万壑中殷殷不绝的回响，两千年来无数读者掩卷而思、拍案而起的长叹息。
这最后一幕，由垓下之围、东城快战、乌江自刎三场组成，其中包含了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像，传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不断丰富、发展了他的性格，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艺术效果。
第一场：垓下之围。大幕刚启，夜空中传来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四面楚歌之声，先奏起背景音乐；然后唱出变徵之音的“虞兮”主调：一起便哀音满耳，感人至深。“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尾三虚字反复唱叹，曼声苍凉。正如《史记评林》引吴贤齐说的那样：“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支歌由项羽主唱，美人和之，更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至这位从不曾流过泪的西楚霸王也不禁“泣数行下”；他的部属更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这里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了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悲哀；这里流出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犯了错误之后的悲哀的眼泪，也是一位伟大的英雄面对最终失败的忏悔与惭愧的眼泪。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唏流涕”；而现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他又用“虞兮之歌”作为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序曲，让悲怆的气氛笼罩全篇，把读者引进苍茫辽远、四顾寂寥的境界，噙着泪水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一读则欲罢不能。
接下来是第二场——东城快战。当项羽“自度不得脱”之后，连连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与后面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互相呼应，三复斯言；明知必死，意犹未平。钱钟书说：“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管锥编》)“不服气”，正显示了他的平生意气，说明了他自负、自尊而不知自省、自责。快战之前，司马迁设计了阴陵迷道这个极富表现力的细节。田父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是他过去“所过无不残灭”，丧失人心的结果。“田父绐之曰：‘向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人家骗他，指向左边，他便不假思索地驰向左边，表现了他从来不惯骗人，也从来不相信别人敢骗他的直率、粗犷的性格。这里两“左”字独字成句，节奏短促，纸上犹闻其声，显示出当时形势严峻紧张，仿佛那五千骑追兵已从征尘滚滚中风驰雨骤而至，迫促感、速度感、力量感尽蓄笔端。
写阴陵迷道，目的在揭示这位末路英雄丧失人心；写东城溃围、斩将、刈旗，则着意于进一步展开他拔山盖世的意气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此刻，他丝毫不存幸胜突围之心，只图打一个痛快仗给追随他的残部看看，确证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在这位英雄心目中，死，从来就是不可怕的；英名受侮，承认自己失败，那才可怕。要死也死个痛快，死在胜利之中。这种心态，可笑而又可悲。在这场“快战”中，司马迁再一次运用细节描绘，写项羽的拔山之力，不世之威：“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侯……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仍用虚笔，集中写他的声音。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不仅人惊，连马也吓得后退数里，这是何等的声威力量！他像一尊凛然不可犯的天神，一只被猎犬激怒了的猛虎，须眉毕张，咆哮跳踉，谁也不敢靠近他一步。特别是他“复聚其骑”后，“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何如”二字，写得意，写自负，声口毕见，活活画出项羽豪迈的性格。在这一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不屈服的自我肯定的甜蜜，哪里还曾意识到自己是千枪万箭追杀的目标！
第三场：乌江自刎。其中写了拒渡、赠马、赐头三个细节。项羽马到乌江，茫茫江水阻绝了去路。悲剧的大幕即将落下，司马迁偏偏在这最后时刻打了一个回旋，为他笔下的英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设计了“乌江亭长舣船待”这个细节。文如水穷云起，又见峰峦。项羽本来已无路可逃，司马迁却写成他有充分的机会脱逃而偏偏不肯过乌江，好像他不是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了选择。江边慷慨陈辞，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那曾经“泣数行下”的血性男子，临了反而笑了。“项王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详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者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个细节，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对自己的死，他毫不在意；却不忍爱马被杀，以赠亭长。因为，“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五年来无数胜利的回忆，猛然兜上心头。今昔如此，情何以堪！文章写到这里，实已神完气足，司马迁颊上添毫，再加上把头颅留赠故人这样一个出人意表、千古未闻的细节。“故人”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项羽却慷慨赐头，“吾为若德”：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两对比，何等鲜明！
项羽终于自刎了，他是站着死的。帝王刘、项，将相萧、曹，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本来无所轩轾。但当我们读完《项羽本纪》，特别是读完“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时候，总不免咨嗟叹息，起坐彷徨，这就见出司马迁传写人物的艺术魅力。在这最后一幕中，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场次之间的节奏变化，起伏张弛，抑扬徐疾。第一场重在抒情，节奏纡徐，情如悲笳怨笛，以变徵之音形成了呜咽深沉的境界。第二场重在叙事，全用短节奏，进行速度，铁马金戈，声情激越。第三场江畔陈辞，羽声慷慨。“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连用两反诘句，顿挫抑扬，极唱叹之胜。此外，还用了许多形象生动，蕴涵丰富的细节，其中必有不少出于传闻、揣度，但无不使人感到可感可信、人情人理。清刘熙载《艺概》所谓“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钱钟书《管锥编》所谓“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都是赞扬他设计的细节情理兼胜，妙合无垠。虞姬悲歌，乌江拒渡，赠马赐头，一波三折，全凭细节传神，使全篇文字达到雄奇悲壮的美学境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在传记文学中，不说绝后，至少空前。
这是一首写周宣王忧旱祈雨的诗。是所谓“宣王变《大雅》”的第一篇（其他五篇是《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和《大雅·常武》）。
全诗八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写祭神祈雨。正是需雨的时节，然而日日骄阳似火，禾稼死亡，田地龟裂，人畜缺水。这当儿，人们是多么盼望老天降落一场甘霖啊！可是仰望苍穹。毫无雨征（古人常夜间观天象以察云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星河灿烂，晴空万里，夕夕如此。内心焦灼的诗人于是发出了“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的慨叹。无神不祭。无牲不用，礼神的玉器也用尽了，然而神灵们却不闻不问，毫无佑助之意。这苍天啊，好像真的是把降雨的事儿抛在脑后，彻底忘掉了；或许人们得罪了他，他在有意地惩罚人们。三、四两章写大旱的不可解除，主要表达了畏旱之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凶暴狂猛的旱灾如洪水猛兽，无法推开，无法阻拦，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造成了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再继续下去，将国祚难永。然而“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意谓：群公先正，我常雩祭以祈谷实，现在却不助我以兴云雨；至于父母先祖，尤一体之所亲，一气之所感，为什么也忍心看我遭此祸而不救呢？五章写旱魃继续肆虐。山原秃而河湖干，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让人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昊天上帝，宁俾我逐”，老天似乎是要迫使人们离开此地，他是不想让人安居了。六章述失望痛苦之余的反思。也不是祭神不及，也不是对众神不恭敬，细细思量，确实没有什么罪愆，那又为何降灾加害呢？七章叙君臣上下因忧旱而困窘憔悴。末章周王著力鞭策，希望臣子们“无弃尔成”，继续祈祷上苍。最后仰天长号，以亟求天赐安宁作结。
统观全诗，作者对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这场大旱就是死亡之神的降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它会造成怎样的人间灾难，是不难想像的。这首诗在写宣王忧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事天之敬及事神之诚。在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极其有限的西周末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害，对虚无飘渺的天帝和神灵产生敬畏乞求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今人自然不能以现代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来苛责古人。
这首诗兼叙事抒情于一体，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摹景生动；二是夸饰手法的运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夜晴则天河明，此方旱之象。“昭回于天”又暗示出仰望之久。久旱而望甘霖者，己所渴望见者无，己所不愿见者现，其心情的痛苦无奈可想而知。毫无雨征，还得继续受此大旱之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推出“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四句。所以开篇这摹景之句不仅写出了方旱之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并生发出下文，是独具匠心、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句，因而孙鑛称赞这首诗的起首“最有风味”（陈子展《诗经直解》引）。“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这场大旱使周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水之区。山空川涸，禾焦草枯，畜毙人死，大地就像用火烧燎过一样，没一点生气，没一点活力。“涤涤山川”、“如惔如焚”可谓写尽旱魔肆虐之情状，同时也传达出诗人面对这种毁灭性灾害的痛苦、焦灼之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这几句诗虽然称不上“妙合无垠”，但做到景中含情、景中寓情却是很明显的。
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孟子认为是夸饰之辞的典范，备受后世批评家的关注。这两句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突出遭旱损失的惨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的严重，是反映真实，并且凸现了真实的传神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