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在杜甫的五言诗里，这是一首代表作。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到长安，然而诗人在长安往奉先县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所以诗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这显示出了诗人敏锐的观察力。
原诗五百字，可分为三大段。开头至“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这一段千回百折，层层如剥蕉心，出语的自然圆转。
杜甫旧宅在长安城南，所以自称杜陵布衣。“老大意转拙”，如同俗语说“越活越回去了”。说“笨拙”，是指诗人偏要去自比稷与契这两位虞舜的贤臣，志向过于迂阔，肯定是会失败的。濩落，即廓落，大而无当，空廓而无用之意。“居然成濩落”，意思是果然失败了。契阔，即辛苦。诗人明知一定要失败，却甘心辛勤到老。这六句是一层意思，诗人自嘲中带有幽愤，下边更逼进了一步。人虽已老了，却还没死，只要还未盖棺，就须努力，仍有志愿通达的一天，口气是非常坚决的。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杜甫自比稷契，所以说“穷年忧黎元”，尽他自己的一生，与万民同哀乐，衷肠热烈如此，所以为同学老先生们所笑。他却毫不在乎，只是格外慷慨悲歌。诗到这里总为一小段，下文便转了意思。
隐逸本为士大夫们所崇尚。杜甫说：“我难道真的这样傻，不想潇洒山林，度过时光吗？无奈生逢尧舜之君，不忍走开罢了。”从这里又转出一层意思：“生在尧舜一般的盛世，当然人才济济，难道少你一人不得吗？构造廊庙都是槃槃大才，原不少我这样一个人，但我却偏要挨上来。”诗人像这样讲，说不上什么原故，只是一种脾气性情罢了，好比向日葵老跟着太阳转。忠君爱国发乎天性，固然很好，不过却也有一层意思必须找补的。诗人想：“世人会不会觉得自己过于热中功名，奔走利禄？”所以接下去写道：为个人利益着想的人，像蚂蚁似的能够经营自己的巢穴；他却偏要向沧海的巨鲸看齐，以至于把生计都给耽搁了。诗人虽有用世之心，可是因为羞于干谒，一直以来都是辛辛苦苦，埋没风尘。
下面又反接找补。上文说“身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意思是：“尧舜之世，何尝没有隐逸避世的，例如许由、巢父。巢父、许由是高尚的君子，我虽自愧不如，却也不能改变我的操行。”这两句一句一折。既不能高攀稷契，亦不屑俯就利禄，又不忍像巢父、许由那样跳出圈子去逃避现实，只好饮酒赋诗。沉醉或能忘忧，放歌聊可破闷。诗酒流连，好像都很风雅，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诗篇开首到此，进退曲折，尽情抒怀，诗人热烈的衷肠非常真实。
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这一段，记叙、描写、议论并用。首六句叙上路情形，在初冬十月、十一月之交，半夜动身，清早过骊山，玄宗和贵妃正在华清宫。“蚩尤”两句的旧注多有错误。蚩尤曾经作雾，即用作“雾”的代语，下面说“塞寒空”即是雾。在这里，只见雾塞寒空，雾重故地滑。温泉蒸气郁勃，羽林军校往来如织。骊宫冬晓，气象万千。寥寥数笔，写出了真正的华清宫。“君臣留难娱，乐动殷胶葛”两句亦即白居易《长恨歌》所说的“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说“君臣留欢娱”，轻轻点过，却把唐玄宗一起拉到浑水里去。上文所谓“尧舜之君”，不过是诗人说说好听，遮遮世人眼罢了。
“彤庭”四句，沉痛极了。一丝一缕都出于女工之手，朝廷却用横暴鞭挞的方式攫夺来。然后皇帝再分赏群臣，叫他们好好地为朝廷效力。群臣如果忽视了这个道理，辜负国恩，就等于白扔了。然而王公大臣却都是如此，诗人心中根本不能平静。“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句中“如”、“岂”两个虚词，一进一退，逼问有力。百姓已痛苦不堪，而朝廷之上却挤满了这班贪婪庸鄙、毫无心肝的家伙，国事的危险如同千钧一发，仁人的心应该是会战栗的。
“况闻”以下更进了一步。“闻”者虚拟之词，宫禁事秘，不敢说一定。不但文武百官如此，“中枢”、“大内”的情形也不会比他们好一些，或者还要更加厉害。诗人听说大内的奇珍异宝都已进了贵戚豪门，这应当是指杨国忠之流。“中堂”两句，写美人如玉，被烟雾般的轻纱笼着，暗指虢国夫人、杨玉环，这种攻击法，一步逼紧一步，离唐玄宗只隔一层薄纸了。
诗中不宜再尖锐地说下去，所以转入平铺。“煖客”以下四句两联，十字作对，称之为隔句对或者扇面对，调子相当地纡缓。因意味太严重了，不能不借藻色音声的曼妙渲染一番，稍稍冲淡。其实，纡缓中又暗蓄进逼之势。貂鼠裘，驼蹄羹，霜橙香橘，各种珍品尽情享受，酒肉凡品，不须爱惜。在这里，本来文势稍宽平了一点儿，诗人又紧接着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也不肯放松，一笔也不肯落平。这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表面上一往高歌，暗地里却结上启下，令读者不觉，《杜诗镜铨》里评价说“拍到路上无痕”，讲得很对。骊山宫装点得像仙界一般，而宫门之外即有路倒尸。咫尺之间，荣枯差别这样大，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诗人不能再说，亦无须再说了。在这儿打住，是很恰当的。
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至末尾。全篇从诗人自己忧念家国说起，最后又以他自己的境遇联系时局作为总结。“咏怀”两字通贯全篇。
“群冰”以下八句，叙述路上情形。首句有“群冰”、“群水”的异文。仇兆鳌注：“群水或作群冰，非。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这一说法不妥，这首诗大约作于十月下旬，不必拘泥于隆冬时节。作群冰，诗意自惬。虽然冬天很寒冷，但高处的水流激湍，水还没有冻结。下文“高崒兀”、“声窸窣”，作“冰”更好。这八句，句句写实，只有“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两句，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暗示时势的严重。
接着写到家并抒发感慨。一进门，就听见家人在号啕大哭，这是非常戏剧化的。“幼子饿已卒”，“无食致夭折”，景况是凄惨的。“吾宁舍一哀”，用《礼记·檀弓》记孔子的话：“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舍”字有割舍放弃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我能够勉强达观自遣，但邻里且为之呜咽，况做父亲的人让儿子生生的饿死，岂不惭愧。时节过了秋收，粮食原不该缺乏，穷人可还不免有仓皇挨饿的。像自己这样，总算很苦的了。”诗人当时不一定非常困苦，因为他大小总是个官儿，照例可以免租税和兵役的，但他尚且狼狈得如此，那么一般平民扰乱不安的情况，就要远远胜过他了。弱者填沟壑，强者想造反，都是一定的。诗人想起世上有很多失业之徒，久役不归的兵士，那些武行脚色已都扎扮好了，只等上场锣响，便要真杀真砍，大乱的来临已迫在眉睫，他的忧愁从中而来，不可断绝，犹如与终南山齐高，与大海一样茫茫无际。表面看来，似乎穷人发痴，痴人说梦，但实际上过不了多久，安史之乱一爆发，渔阳鼙鼓就揭天而来了，这也正体现了诗人的真知灼见。
这一段文字仿佛闲叙家常，不很用力，却自然而然地于不知不觉中已总结了全诗，极其神妙。结尾最难，必须结束得住，方才是一篇完整的诗。诗人的思想方式无非是“推己及人”，并没有什么神秘。他结合自己的生活，推想到社会群体；从万民的哀乐，来推定一国的兴衰，句句都是真知灼见，都会应验的。以作品内容而论，杜甫的诗是一代史诗，即使是论事，他的诗也是可以供千秋万代的后世加以鉴戒的。
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