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上承《袁家渴记》，下启《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文章记述了作者沿渠探幽，追求美景的事，表达了作者探奇制胜，拓宽胸怀，追求胜景借以抒发胸中积郁之气的感情。
第一段写石渠在袁家渴西南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在它上面架了一座桥。“有泉幽幽然，其渠乍大乍细”句，从视觉上描绘了泉水细徽轻缓流动的样子，从听觉上描摹了它忽大忽小的渠声，突出了石渠泉水的特点，石渠有的地方宽不到一尺，有的地方两尺来宽，长度大约十来步（古时一步五尺）。它的水流碰到大石，就从石下潜流出来。一个“伏”字，进一步突出了渠水“幽幽然”的特点。接着写渠水的流向及渠上的景色：过了大石，前边有石泓。石泓是比石渠水深的石洼。它的上面覆盖着菖蒲，四周环绕着苔藓，泉水折向西流去，旁边的水落入岩石下。北面堕入小潭中。潭的面积小不足百尺，潭水清而深、有许多白条鱼在水中游动。后又向北弯弯曲曲地流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然而终干流入渴中。它的旁边都是形态怪异的石头，诡怪的树木，奇异的草儿，美好的嫩竹，这里，人们可以并排坐下来休息，这一段描写，语言简洁，把“睨若无穷”的曲折的泉水写得一目了然，渠上的风光只用几个字就写出了特色，作者着重描写了石渠的风：它摇动着那些树木，花草、竹子的梢头，发出的声音在山谷里响动。眼看着它们已经静静地不动了，可它们被风吹动发出的声音却方才在远处回响。视觉上是“静”，听觉上却是“远”，构成了十分奇妙的意境。拿这篇的风同《袁家揭记》中的风比较，它们的“个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一个是“静远”，一个是“骇动”，这反映了作者善于细致观察自然、善于抓住其特点，并且用贴切的语言来再现它们。柳宗元的游记的确匠心独具，有其特殊的风格。
第二段写作者从州牧那里得到石渠加以整治的情况：把枯草朽木归敛成堆然后清除，疏通渠道，清除堵塞的土石，把已经堆积起来的枯草朽木烧掉，渠道既已疏通就注满了清泉。可惜还没有人传扬它，所以作者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便于得到。这段记事简明扼要。文中一个“惜”字，反映了作者的心情。可以这样理解：既是“惜”石渠之未始传，也是惜自己的怀才不遇。
最后一段记下整修的时间：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整修到大石边。十月十九日，走过大石发现了石泓小潭，至此石渠的美景才算到了尽头。这篇文章文字简洁，用词精炼确切，独具特色。
首联写诗人黄昏寂寞无所消遣。“日长”二字点题，笼罩全篇，说明写信原因，意在微露全诗之旨。此句也是情语，刻画了诗人“寂寞恨更长”的苦闷之情。“闲”字，聚全诗精神，为一篇眼目。诗人口中说闲，正是心中不肯闲之故。他为官清正，有志改革，然而诗人在淳化二年（991年），因徐铉诬陷，而贬商州。故一“闲”字，凝聚着作者的不满和惆怅、苦闷和孤独，这就像“一字妥贴，全篇生色”。“郡僻”、“昼掩门”对闲字作了进一步渲染。以下三联均承此而来。
颔联是写读书销愁。王禹偁的诗借鉴杜甫、白居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用“开诗世界”来盛赞杜甫，独具慧眼。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诗人意在杜甫诗中寻觅知音，有所寄托，借杜诗之酒杯浇自已之块垒，抒发其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他又从老子《道德经》中寻求精神归宿。但他始终没有避世隐退，而是想积极入仕。这种矛盾，诗人了然于心，他用杜甫和老子的作品合联，正暗示出这种复杂心理。
颈联写风抚落花，借酒消愁。诗人从书中没有找到寄托。想从自然界中寻求安慰。他趁黄昏月出之际，独自登楼以遣心中幽怨，但映入眼帘的是万花飘零的萧瑟景象，其意在排遣，却又添了伤春之情。当此际，孑然一人，抑郁不平之情能与谁诉，诗人感到气咽语塞。此二句未著一情语，而孤独寂寞之情毕现，寓情于景，堪称佳妙。“月上”一词虽冗余，但不能剔除。它交代了流动的时间，又将诗人感情转进一层，白天难熬盼黄昏，到了黄昏又如何，只有一樽在手了。
尾联骤然一转，豁然洞开，抒发了自己同仲咸亲密无间的感情。当时，他常以诗赠仲咸，离商州之日即赋诗别：“二年商岭赖知音，惜别难藏泪满襟”（《留别仲咸》），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但若出以肯定之句，便索然寡味，这里妙用反问句法，暗将仲咸与世俗对比，愈见仲咸的高义，世俗的薄情。这样造句，含蓄蕴藉，内涵丰富。
此诗语言平易，风格清新，饶有风韵，与白居易相近。章法井然，一气流转，“共谁论”、“酒一樽”、“昼掩门”等前呼后应，始终紧扣一“闲”字。二、三联对仗也颇为工稳。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此诗写在镇江渡江时所见所感，宛如一幅清幽淡远的月夜渡江图。首联直接进入诗题，写满天的月色、波涛翻滚的大江和扯满风帆的行船；颔联承前景而展开，写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及联想；颈联则展示了水底鱼龙和天上星斗的两幅图画；尾联写船过镇江后诗人心中的复杂情感。全诗几乎都是写景，只有后一句最后三个字才落实到言情上，但景中都渗透着情感。
首句“万里金波照眼明，布帆十幅破空行。”白帆十幅，点缀于天空与水面之间。“破空行”三字下得极妙，堪称神来之笔。水天一色，眼空无物，船行江面犹如天上，置身仙境，和杜甫《小寒食舟中作》的诗句“春水船如天上坐”意境很相似。
接下来的“微茫欲没三山影，浩荡还流六代声。”两句承前景而展开，气象显得十分雄阔，写眼中所见，是现实。随着船行，诗人放眼望去，一切都笼罩在夜幕之中。“欲没”二字用得准确，写出夜中景物隐约难辨的特点。对句写耳中所闻，含有想象成份。这一句不仅写出了长江的声势，也写出了长江生命。尽管六朝金粉早已荡涤罄尽，人事几经沧桑，而长江依然不舍昼夜，流向大海。诗人取杜甫“不废长江万古流”之意，含有一种寓意深刻的理趣。
三联遥应诗题“月夜”，向人们再展示两幅画图：“水底鱼龙惊静夜，天边牛斗转深更。”这两句在写法上，都是以动衬静，通过水底鱼龙和天上星斗的“惊”和“转”，暗示夜晚的宁静，使得两幅画面呈现出安谧、和谐之美，蕴含着微观的“变”与宏观的“不变”的道理。
尾联“长风瞬息过京口，楚尾吴头无限情。”融叙述、写景、抒情为一体，结得言有尽而意无穷。“长风”一词，颇受诗家的青睐，不论是在北朝萧悫的口中，还是在唐代李白的笔下，都是宏图大志的象征。因此，作者在这里是语兼双关，既用它形容疾风送舟的快速，又用它表现自身亢奋的心情。而“无限情”三字，则是对这次夜月渡江心态的总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