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这首词抒写春恨。上片着力描写留春无计的遗憾，下片写寻春而觅得的欣慰之情。
“春辞我，向何处？”这二句起首便设问，这一方面为下面的感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喷射口，另一方面又为下片寻觅春的归路设下伏笔。
“怪草草、夜来风雨”与“春辞我”相呼应，词人说：春啊！你为什么要辞我而去呢？你为何去得又是那样草草匆忙呢？既不打招呼，又毫无留恋，便这样匆匆走了。“夜来风雨”似乎是在回答一二句的诘问，实际上只是点明了春归的缘由和去向：春啊！你是被夜来的横雨狂风挟持而去了吧！这横风狂雨既指自然界的“夜来风雨”，也可指政治的雷雨风暴。词人在仕途中并不得意，他曾有过几度宦海浮沉颠沛的经历，因而不管是实写还是虚写，这“夜来风雨”送春归的意象，总包含着诗人自己命运的影子，是宦海中的风风雨雨，草草地送走了诗人的青春年华。这表达了词人对“春去也，太匆匆”的留恋、怨怼与惋惜之情。
“一簪华发”几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情，正由于青春草草而逝才落得今朝“一簪华发”。这“一簪华发”不仅意味着年龄的衰老，青丝成雪，而且还包含着饱经沧桑、遍尝忧患的内涵。由此，下句的“少欢饶恨”则是自然而然的了。春光是留不住的，从而青春也是难以挽回的。这含蓄曲折地表达了词人对青春易逝的憾恨。
下片，词人的情绪心态却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春回常恨寻无路”是情绪上的过渡，对上片抒写的情景是一个形象的总括，而“常”“路”二字却为下文的词句进行了铺垫：“常恨”意味着往昔，而今将有一种新的心境产生，往昔的“无路”即暗示着今朝的有路，这样词作便极为自然地过渡到下句。
“试向我、小园徐步，”这里“试”与“无路”紧密相连，正因为“无路”而企求“有路”，才“试”着前去探索。“试向我”中的“我”字，强调了只有在“我”自己惨淡经营的园地里才有永恒的春色，这正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一栏红药，倚风含露”紧承上句，十分形象传神地显现了词人的小园中，春光永驻的景象。一栏鲜艳娇嫩的芍药花倚风而立，含露而开，仪态万方，艳丽异常。这里“倚风”，写出了芍药绰约飘洒的风姿，“含露”画出了它鲜润欲滴的妩媚。那临风摇曳含露而开的芍药花，不正是春天的极富情趣的象征吗？不也正是词人理想、希望、事业、追求的写照吗？不也正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美的缩影吗？
“春自未曾归去”紧承前两句，词人以芍药花作为不凋的春光的标志，由“倚风含露”的“一栏红药”联想到“春自未曾归去”便显得十分自然，毫无矫饰之处了。
第一首诗开头点题，写春晴怀念故园（家乡）的海棠。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海棠，真的梦见家乡繁花似锦的海棠。当然，也不一定真的做了这种好梦，诗人有时喜欢假托梦境来表现极端想念。也就是借“有所梦”，来表现“有所思”。如果以为诗中写梦，都是真的做梦，那就被诗人瞒过了。写梦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表达思念之情。
颔联、颈联写梦醒之后，眼前所见之景。第三句，“万物皆春”明点“春”字。作者从春日海棠开花，想到万物回春，又联想到自己将要老了。春天，古时叫“青春”，后来，人在青年时期也叫“青春”。春天的景色和青春的少年，是很和谐的，都富有生气。可是这里却把春景和老人摆在一起，这不仅不协调，而且形成一种对比，是生气勃勃和衰飒老气的对比。这里有意拿春景来反衬自己虚度年华，寄托了无限感慨，也激起了对春天的热爱。第四句，“一年过社”暗点“春”字。这里说的是春社。燕子是候鸟，过了春社日（春分前后），才从南方海岛上飞回。这一句和上句相呼应，以燕子飞回，补充说明“万物皆春”，使人感到花也春，鸟也春。
第三联出句写空中浮云，时多时少，故天色像青像白、或浓或淡，正是初晴景象。对句以直白之语，将柳絮将飞又堕的神态写出来。这柳絮像是要掉下来，却又飞上去，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飘个不停。这一联也是形容“万物皆春”，使人感到天空也是春，柳絮也是春。最后一联说，无奈（无那）这美好的春日风光吃不得，那么就让诗歌（遣诗）把它招引到翡翠琼瑶（美玉）做的酒杯中来吧。晋朝陆机《日出东南隅行》说“秀色若可餐”，作者在这里一反其意，说春光“餐不得”；然而却又天真地设想：吟诗，让诗把它引到酒杯里，就可以连同酒一起喝下去了。正是用这种浪漫天真的构思，表现了作者热爱故园春光的真挚感情。
第二首诗首联拈出一个“行”字，为全诗之眼。上一首，作者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观察四周的景色。在这一首中，作者已由静观转入游赏，以下数句，都是游览所得，故其描写，更富有变化。“行”前加一“独”字，就突出了作者此时孤寂、无聊之情。中间两联，俱写眼前之景致，绘形、绘声、绘色，动静结合。眼前景色，固然很美丽，但诗人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因此尾联提出“只欠”二字。因为作者宦游他乡，已两年不见海棠，对景生情，顿生感慨。结句言自己辜负了两个春天。诗中所写春天景象，非不美好，而作者却有枉抛光阴之叹，可见眼前景色，徒增烦恼。诗人重笔叠写，也只是为了衬托此时愁对春晴的孤寂心情，以及对故园海棠的无限怀念。
第一首以海棠起，第二首以海棠收，结构严谨，对仗工整，语言明白自然，若信口而出，其实用字精准，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无迹，体现出深厚的诗学功底，从中也可看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并非全然抛却，而是有所继承。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春天的早晨嘉兴城外春风和畅，春水荡漾，春草繁茂的景象。“晓风催我挂帆行，绿涨春芜岸欲平。”首句的诗眼在一“催”字，是清晨湖上的晓风的催。这一句既点明了时间，与诗题呼应，也交代了诗人自己所处的地点。他此时身在船上也许刚刚迈出船舱，如果不是清凉沁人的晓风，还不会这么早就挂帆起航。“催”字把景物和人物的关系传达出来了。第二句写湖景，描写舟行所见。“绿”字下得极好，和“涨”字结合在一起，给人丰富的色彩想象和运动感，那碧色的湖水仿佛就在眼前漾动，晃人的眼睛。水色苍翠，原野才能与之一色，“平”字也才更好落实。用色彩词代替名物词是古典诗词最具表现力的手法之一，这里是一个典型例证。
后两句写天晴过后，片片油菜田冲击着诗人的乡情。“长水塘南三日雨，菜花香过秀州城。”这两句是全诗精粹所在。第三句承上启下，为末句作铺。诗人正由长水塘坐船到达嘉兴。路上春雨连绵,水势迅涨。可以想见雨过天晴之后，诗人从船舱中跨出来，那种新鲜、清爽的青春感受。这时他写下了最传神的一句，“菜花香过秀州城”。这一句全写感觉，然而容量也最大，写出了诗人对家乡最独特的那种感受。诗人没有写其他的鲜花，却把那带着泥土芳香的油菜花味突现出来。这花味把诗人浓厚的乡情全唤起来了，像醇酒一样令他陶醉其中。在一片菜花清香中诗人驶过了秀州城。这个“过”字既是船过，也是香过，更是情过，里面蕴含多少联想，引发出多少新的体验，足可令读者作无穷的想象和深思。
前两句，写的是风，是船，是春水、春草，却令读者感到，诗人心中也已晓风拂拂，风帆满满，春潮洋溢，碧草茸茸。后两句，使人想到朴素的民歌。歌手直抒胸臆，不加雕饰，如同童子直言，随口而出，歌声中充满了儿童一般的真诚与坦率，单纯稚拙而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