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此篇则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这首诗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归途。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诗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

　　接着诗人诗人紧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盈，是满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寿；缩，是专职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夭。这就是说，人的寿命的或长或短，不完全出于天定，只要调养有方，是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上片描写夜堂相爱的情形。起拍“宫腰”二句写出佳人的风姿及相逢。“无端”二句写相爱。“殒”字极好，“灵犀”用字含蓄。

　　下片感叹离别。过拍“身有恨”三句突转抒情，写出莫名的“恨”，并交待出“恨”的表面原因是“星河沉晓空”，实则怨恨欢爱的短暂。“陇头”二句点出“恨”的原因是离别，并抒发“佳期如梦”、欢会难再的慨叹。

　　结句对“佳期如梦”的感叹，再次点明往昔美好的约会带给词人难忘的幸福回忆，也反衬出如今佳期不再带给词人的强烈失落和浓浓感伤。

　　词人通过上、下阕两个不同场景的鲜明对比，将恋人间幽会的极度欢乐与离别的彻夜悲凉两相对照，凸显出心中的刻骨相思。

　　该词在用词上也十分有功底，例如“无端银烛殒秋风”，恐未必“无端”，抑或被人吹灭，不愿直言罢了。“殒”字好，把刮、吹、灭的一组动作都括进了，且含蓄形象。用“星河沉晓空”喻恨之大，之无可奈何，也是很新巧的。虽有“花间词”的香艳风味，但艳而不淫，含蕴有味。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描写的是苏辙晚年闲居颍昌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麦收季节，外孙文骥来村里帮助自己收割麦子，苏辙写此诗记录。从诸孙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这首诗表现了作者看到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快乐。结合苏辙晚年的遭遇（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监管的对象，苏辙被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内容），其背后也可能暗含自己早已主动疏离且不关心政治和官场的深意。

　　诗歌中，“三夜阴霪败场圃，一竿晴日舞比邻”运用了对比手法。连绵阴雨时人们的沮丧，雨过天晴时人们的欢欣，形成对比，表现了农村麦收季节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诗人把“三夜阴霪”和“一竿晴日”进行对比，用环境陡然变化，来突出外孙入村收麦的急切与喜悦之情。用词生动形象，富有内涵。“三夜”突出了“阴霪”之长，“一竿”突出了“晴日”到来之惊喜，“败”突出了天气给农人带来的失望、忧虑之情，“舞”突出了农人收获时热火朝天的辛勤与喜悦之情。

　　“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村酤劳苦辛。”这句从侧面描写麦收季节繁忙的劳动景象。诗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酤酒的场面来间接刻画收麦劳动的艰辛和劳苦,表达了诗人对诸孙的感激之情。

　　“闭廪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这句写对外孙劳动结束关仓归来后的赞叹，诗人表示要写一首诗表扬对方。语言风趣，充满喜悦，表现了诗人的洒脱情怀与拳拳亲情之乐

　　这首词的上片主要表达对人间功名富贵的态度，抒发自已空有雄心壮志而无人赏识的心情。下片以孤高傲世的红梅自许，象征其渴望亲上战场杀敌立功的心愿。全词不假修饰，较少用典，直抒胸臆，激情迸发，很有感动力量。

　　上片主要写身世之愁。但因为他始终把抗金复国作为唯一的功业追求，于是在他的身世之愁中，透出的是他的爱国之恨。起韵突然一问，劈面而来，把作者对于世间功名——这一被庄子论为偶然性外物的蔑视和困惑，这一矛盾的感受显示出来，寄寓着比平叙更强烈的情感。“今古人间” 一语，有包拢人间的力量，显示出他对功名作追根究底探索的态度。接韵承上而来，又暗中反接苏词中“酹江月”的意思，表现出自己因为壮志难酬，功名难就，而滋生的无比忧愁。他用“重城”、“万里”这样极表愁恨之繁多与深远的字眼，说明往日愁恨的深远难消，又用“坚壁”这一显示人的活动和情感的词，来形容今日仍不能从愁恨中解脱出来，象苏轼那样，满腔激情为自然风月所安抚。他怪罪于风月的无情，其实是曲笔表明了自己的无心于自然风月。以下一韵，正面慨叹自己的身世：他本是为国家抗金复土所急需的人才，理应成为执政者那个“药笼”中的一味急用药石，可因为执政者推行投降路线，举国以清谈风雅为尚，以至于他这样的人才反而被抛弃不用，就如同当年赋才第一的司马相如混迹隐身于酒垆间一样。就这样，自己的光阴被消耗殆尽了，满头的乌发已白如堆雪，这是多么地可惜！他的命运悲歌，唱到此处，悲情无以复加。以下猛然顿住，收住这曲浩歌，以“坐中三杰”作为旁衬，唤起下文。

　　下片正面来抒发耿耿国忧。将希望和失望、安慰和痛苦揉合在一起来写，显得愈加感慨凄凉，情蕴丰富。首韵接上片末句而来，在意境上忽然宕开，在情调上突然振起。他即景生情，以凋零的黄菊与冲寒的新梅作对比，表明自己虽然衰老沉落了，但是却有继起的新人——也就是 “坐中三杰”在成长，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新的希望。以下不能自已地拾起“浩歌”余绪，再陈心曲。醉眼西望未复神州，觉得收复的希望太渺茫。揩眼的动作，既示意着他的老去，目力不佳；也表明他盼望之心态殷切，因而西望不能不慎重。孤鸿明灭，下得特能表现他欲罢不能、欲起不行的矛盾。如果没有这孤鸿，希望是一点儿也没有了，如果有很多的鸿雁在南北两地飞传消息，希望就很有保证。惟有这时见时隐的孤鸿，让作者实在难以放下心思。“万事”一韵，是作者对于翻覆如浮云来去的政局的悲愤叹息。“从教”一词，表明他对此浮云无定的局面的无奈与撒手，而“枉了冲冠发"，则显示出他生命的被浪费，热情的被枉费。这与开篇的追问“功名何物”，和下文的自许“药笼功名”相关合，显示极度愤慨与无奈。结韵以在长庚残月的凄清景色中怀念故人的意象，表明故人零落、自身孤寂的情感，结得悲怆。

　　值得注意的是，词人在开篇追问“功名何物”，表明他虽然对功名有困惑，但蔑视的情感更分明，而其下却自许“药笼功名”，说明他虽然否定世俗所追求的一般功名——也即富贵的别称，但却对于抗金复国的真英雄事业孜孜以求，希望建立那样的真正功名。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思想深度是明显的。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