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在词中，词人写了一个秋夜中的种种秋声。笔锋非凡，意味亦显独特。词人以“豆雨声”起，以“雁声”收，写了秋夜中听到的十种秋声。但声声总离不了凄凉意，使一个正在发愁的人谛听这些声音，使作为声音的客体，严重地被染上“愁人”的主体印记，因而从笳声、雁声、蛩声、铃声中听到的，都是词人的苦闷心声。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三句领起全词。点明这是菊花盛开、红叶掩映的深秋时节。凭窗谤听着连绵不断的秋声引起心中阵阵凄凉。“凄凉”是把词中各种声音串联起来的线索。
“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豆花雨”，指阴历八月豆子开花时的雨，这里点出秋雨声杂风声率先而来。风雨凄凉，长夜难眠。风声中又传来了稀疏的更点声。这更声来自城门上的更鼓楼。“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不锁”，流露了主人公怪罪的意味，因为他是不想听到的。古代把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点。这里直写“二十五点”，意在表明主人公尤感秋夜的漫漫难捱。风不仅送来了更声，又摇响了檐底的风铃。“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揭示了主人公听到铃声引起的心理活动，他最初以为这是老友身上玉佩的声。但老友都在远方不可能来，那么这会是谁呢？突然明白原来是风铃的声音。作者这里用笔极为巧妙，看似是误听，实则借写对老友思念之情。
“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把笔触从深夜转向黎明。月亮沉落，号角声起。军营中人马骚动。蒋捷生活于宋末元初，进士及第不久，南宋被灭。他隐居太湖竹山，一直不肯出来作官。这声音表明，元朝统治了全国，而且军旅遍布这些声音，对于不肯和元统治者合作的词人来说，岂不是比之秋风秋雨的声音更加刺耳惊心吗？
“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灯光闪烁之处，又传来了邻舍在砧石上擣练之声。邻家主妇一夜未眠赶制寒衣，天明未睡。这也不能使词人宽慰。
“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岳飞这句词和词人心境相同，皆因满腹心事起。把蛩的叫声称为“诉愁”，借把自己的愁怀转嫁给蛩鸣罢了。“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似乎是蟋蟀把愁苦又分给了横空的过雁。巧妙地又点出大雁叫声的凄凉和它带给主人公的愁意，大雁给人的愁绪往往同引起人对远人的怀念分不开。收尾以雁声，反映了词人独特的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