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开端,写作者对岳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
“滞留风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中的雄风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接下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句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顺承上句的情感又更升一层,至此,诗歌的情境推向最高潮,并与前段的宏伟景色遥相呼应,似断犹续,首尾相照。
这首诗主要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它的创作背景应该从“大历三年(768)冬”推出,安史之乱发生于天宝十四年(755),这场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转变,也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点也反映到杜甫的诗歌当中,从“留滞风难尽,艰危气益增。”一句可以看出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很失落的。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说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并未改变杜甫的忠君恋阙的心,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迷茫的情绪。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其次,杜甫的诗歌十分重视炼字,他很讲究对仗,“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的对仗十分工整,其中“翻”和“洒”字用的也十分贴切。最后,杜甫在此诗中还用了典故,就是 “鲲鹏”,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以鲲鹏的变化无常来暗示前途的不可预料,非常贴切。
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豪迈基调,又以岸风夕浪,舟雪寒灯做起伏,及滞留、危难而转图南鲲鹏,意境起伏,富于节奏;承转顿挫,铿锵有力;情景呼应,浑然无间。
词题为“送春”,词人感叹春色、春事,实际上是借以哀伤宋朝故国的沦亡,全词即围绕这一题意展开。
上阕前三句以“春汝归欤”发问,向读者展现出春将归去的场景:风雨蔽江,烟尘暗天,春天像一个要归家的行客,即将远去。词人面对春天的归去,心有不甘,因此小心询问:春天你真的要走吗?然而春天不顾词人的留恋,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走时风雨交加,百花凋零,烟雾漫天,一片凄然。那么春天究竟能走向哪里呢?词人从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方位将春天可能走的方向一一呈现:北有险关挡道,南有旷漠阻隔,东至江浙,西到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是芳草遮渡口,飞花塞道路,春想归去,却无家可归。所幸的是还有一个蓬壶仙岛,可以小居百年。那么,既然四处无路,词人为何冒出一句“小为蓬壶借百年”呢?原来,这一句正是喻指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处江南一隅的上百年历史。通过此句隐喻,整首词借伤春、送春、问春来寄托哀悼北宋南迁,终致南宋灭亡的主旨便愈见清晰。之后,“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的问春,也就有了着落。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置北方失地于不顾,肯定是认为“江南好”。但是,既然“江南好”,缘何仅寄居百年就匆匆离去了呢?这“问夫君”,字面上看是女子问丈夫,但这“君”,实际上正是指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词人深责南宋当政者不思进取,全无志气,自甘沉溺江南l临安这个洞天福地,最终致江南国土尽失。“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一问,问得尖锐、深刻而又满怀沉痛和哀伤。
下阕则集中写南宋灭亡后让人“堪怜”的春色。这“江南正是堪怜”与上阕“江南好”形成对比反差。“但满眼杨花化白毡”,表面上言春色已尽,实际上在词人眼中,这如同大地披丧服,处处寄寓着作者为故国沦亡的哀悼之情。接下来“看"字引领的四句,描述南宋宫廷如今长满野草,蜜蜂和蝴蝶在昔日的帝王台上飞舞。故国何以如此,词人没有正面作答,但在字里行间却埋藏着词人那颗被压抑的对故国眷念的赤子爱国之心。在这颗跳动的赤诚之心上,既淤积着痛恨宋朝君臣无能的愤懑,又弥漫着个人无能为力的痛楚。情已至此,词人干脆抛开前面的比兴象征,直接宣泄自己迷茫彷徨的忧伤:“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春色已尽,国运到头。词人犹豫徘徊感到前途渺茫,即使握有七彩珍宝做的马鞭又能怎样,难道还能使时光倒流?春天重回,国运复振?一切都晚了,一切复兴赵宋王朝的梦想都是枉然。全词在“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三句后戛然而止。国家虽已败亡,但词人仍眷恋于故国不愿离去。在一声珍重的问候中,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融会其中,真是语短情长,令人回味。
这首七言古诗是送别之作,古人在送别赠行的诗中,往往寓有劝慰之意,这首诗也不例外。作者的友人董元达,是一位慷慨负气、傲骨铮铮的志士,作者在激励他的同时,希望将来有重见之期,并预期彼此都能不改变自己的风格和操守。
开头四句是诗的第一段。前两句指出董生虽然爱好读书,勤奋苦学,但不屑作一般儒生的寒酸、龌龊相,以科举起家,汲汲于追求功名富贵。而有志从军,因而早年就跃马西行,在金城关一带边防要地,参加军旅生活,以图立功绝域。次两句是说,董生虽然久在边疆,但当时西边的夏国,已与宋朝议和有年,所以未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而边塞苦寒,风霜凄紧,董生在归来之后,已经须眉斑白,面带皱纹了。这一段表明董生胸怀韬略,志气非同一般,而未遇时机;壮图未遂。“先皇召见延和殿”以下四句是诗的第二段。写董生归来之后,曾被先皇在延和殿召见,他在廷对的当儿,议论慷慨,曾使君王为之开颜(天,指天子),但终以年老,虽然诽谤很多,他也不复置辩。慨然脱身高隐,看山江南,暂且不问世事。这一段表明董生在回到京都以后,虽蒙召见,然而并未获得重用。
末段四句点明送行之意。前两句是说,董生南行之后,将越过浪涛滚滚、蛟龙怒吼的长江,作者不知扁舟此去,何时才能归还。这两句深寓惜别之意。后两句的意思是:将来有幸,在大梁城里定能相见(大梁即汴京)。而玉川子的破屋数间,那时也定然存在。玉川子是唐代诗人卢仝的号,作者借以自比。玉川子卢仝一生没有得志,作者也累试不第。除科举之外,作者也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但他并不低声下气去求别人的推荐,宁愿以布衣终老,所以在这里也以此勉励友人,表明将来相见,自己还是那几间破屋主人,友人也还是那么一个高傲自负之士。
全诗表达了送别友人的磊落旷达之情,不作临别涕泣之语,显得彼此都很有志节,不失自重的贫士身份。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