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