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诗中先写英雄的外貌与志向，展现英雄叱咤风云的气概；再写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最后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般的豪壮。
诗用乐府旧题，首先便在题“胡无人”上做文章。要使“胡无人”，就必须宋有人，所以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这一想象，正是他一向感叹的“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的表现。
开头四句，写这位英雄的外貌与志向。诗描绘他胡须如同刺猬刺一样直竖，面如紫石，刚毅强健，直接把他叱咤风云的气概展示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这里是借用了桓温的形象，而桓温是晋朝北伐的英雄，由此夫见诗人所塑造的英雄所包含的寄托。接着，诗把英雄的大志与时运相结合，说他志在立功异域，驰骋万里，又逢国家多事，君王求贤，所以立时际会风云，大展身手。这样一起，雄健排挞，为下文铺叙打好了基础。
“追奔露宿”以下四句，写这位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诗写他在万里青海头，月夜追逐敌人，踏着黄河坚冰，夺取敌人的城市，身穿铁甲，不管风吹雨打，奋勇战斗，与敌对垒，战鼓如雷。诗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争片段，凝练地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把场面描绘得高昂激烈。读这些诗句，不由使人想起唐人的边塞诗，如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卢纶《塞下曲六首》：“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陆游诗中所写的战斗场面，与唐人这些边塞诗十分接近，而在诗意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杀气腾出纸上。
“三更穷虏”以下六句，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诗从各方面来反映战争的结果———敌人送降表、缴获衣甲堆积如山，汗血马、霜毛鹰入贡，诗以热情洋溢的笔墨予以一一拈出，充满了喜悦之情。随后，诗转入赞叹，说宋朝如同太阳，扫除了阴翳，胡无人，宋中兴，写得十分酣畅。这样，逼出了总的议论：大丈夫就应该这样，为国立功，永垂青史，不能白首蓬窗，一事无成。末两句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陆游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希望驰骋疆场，手刃敌寇，也无时无刻不为自己没有立功的机会而悲慨失望。因此，诗中所写的理想化的英雄，实际上正是陆游在把自己理想化，企图通过理想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得到暂时的满足。
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三江舟中大醉作》）般的豪壮，这就是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的主旋律。
这首诗首联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颔联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颈联写诗人黄昏时才寻到僧人，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尾联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诗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一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禅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时当红日西沉山谷，诗人进入山中，去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僧人。“茅屋”，写出僧人居处的简朴，“孤僧”，写出僧人的不厌孤独。而诗人此时正逢生活清苦、亲朋离散的艰难岁月，他寻访这样一位清苦而孤居的僧人，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启示，以解除自身的苦恼。清苦人寻清苦地，孤独客访孤独僧，俗与佛已有了精神交流的契机。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时当深秋，满山的林木飘下纷纷的黄叶，诗人要找的那位孤僧，却不知住在哪里。“人何在”，使人联想到诗人于山林间四处张望的神态，显现出山间林木的密集和僧人的幽藏，愈发表现出这位孤僧远避红尘的意趣，这正是诗人探访的目的。对句更将僧人的幽藏作进一步的渲染：诗人沿着寒云缭绕的山路，盘曲而上，已不知把那盘山之路走了几重。山路入云，已见其高，何况入的是“寒云”。“寒云路几层”不仅写出僧人的高居尘上，也写出诗人不畏辛劳和艰险、—心追寻禅理的热切之举。此联二句写景而兼记行踪，景中暗含着僧人和诗人的影子，言筒意丰，蕴藏极富，堪称方家妙笔。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初夜”二字与首句“残阳”相关照，写出到达茅屋的时间。夜幕降临，僧人在茅屋中独自敲磬诵经。“独”字与次句的“孤”字相呼应，因为是“孤僧”，所以独自敲磬。虽只身独处，而未怠佛事，可见其对佛的虔诚。诗人此时站在茅屋外边，耳听清脆的磬声，眼望寂静的星辰，深感佛界的静谧与安详，此中再无红尘之困扰。待到僧人佛事已毕，诗人走进茅屋，与之交谈，对交谈的情状仅用“闲倚一枝藤”五个字概括，却内蕴丰富。“藤”是藤条做的手杖，极为简朴，僧人所“倚”，仅此而已，生活之清苦可以想见；难得的是僧人那份“闲”态，居清贫而安闲自如，从容不迫。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佛教认为大千世界全在微尘之中，人也不过就是微尘而已。诗人领悟了这个道理，表示今后不再纠缠爱憎，众心净虑，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
综观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诗人先写出访，次写途中，再写遇僧，最后以思想收获作结。诗人先将笔墨集中在探访之上，描写僧人居住状态的孤独。用“独敲”一联勾勒，“独”字和“一”字均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孤”字。用“闲”字写出佛家对红尘物欲的否定，突显出诗人希望从佛教思想中得到解脱，将爱憎抛却，求得内心的宁静。最后写诗人访僧忽悟禅理之意，更衬出孤僧高洁的心灵。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惮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