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全词系抒写男女缠绵之情，所创造的则是意境。词中有大量的景语，也有许多情语，颇工致可诵。
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运用对偶小分句，通过特定器物及主人公的动作，点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合乎诗词作品叙事惯例。这是因为良人乍归，才急急忙忙地把久已不用的锦被重又铺在床上。一个“初”字，暗示其主人之久别重逢，而且显然是出乎意料的，这是紧接着上句的第二个动作。剔银缸，是为了增大烛光亮度。因为良人匆匆归来，妻子没有思想准备，一见之下，反而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在梦里。下句“灯前”承上“银缸”。本应为“灯前欢语不尽”，因平仄及韵脚要求，句子成分排列有所调整。情人见面，喜出望外，千言万语，亟待倾诉。故“欢语”而至于“不尽”，亦人之常情。这三句，纯属写实，毫无夸饰，皆生活中习见者，笔调简淡，却另有一番情致。以下两句正面抒情，人世间有情人如果年年月月都能象今天晚上那样相亲相爱、相偎相依地生活在一起，就胜过享受荣华富贵多少倍了。上片五句，概括而言，在于写出相逢时的情和景，所点染的是乐多于哀的氛围。
下片掉转笔锋，集中写离别。首句“经年怨别”，又言分手之久，别久则思，思极则怨。作情语细腻而有层次。“镜里朱颜难驻”，谓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人生苦短，而聚散无常。尤其是有情人总是离多会少，成为毕生憾事。最后两句推开一层，这两句是说，即便是夫婿升了官，发了财，有了显赫的地位，我也看得很平常，并不感到高兴。何况“封侯”之类，并非人人有份。此句感情强烈，语气果决，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也是与上片歇拍处“貂蝉”一词相呼应。
此令开篇，即用一个简洁的鼎足对，指出作者的意志犹如久经锤炼的钢铁，而富贵功名则宛若枕上蝶和酒中蛇，虚幻缥缈。作者在后半部分直言隐居时困顿窘迫的生活：一幢破旧的竹篱茅舍．屋外寒风刺骨，雪花飘飞；屋内残酒剩菜，寒气逼人。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一边用剩酒残羹果腹，一边则只能在竹篱茅舍中，在如豆青灯之下苦读。作者宁愿清贫，不改其志，依然鄙薄世俗追求，自守高尚的人生节操，表现了元代士人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取向。
“肝肠百炼炉间铁”，起句一语双关。刘琨《重赠卢谌》有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句既指自己久历磨难，备尝艰苦，就如同钢铁一样被锻造，也指人像那炉中的钢铁一样，变得坚硬冰冷，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接下来“富贵三更枕上蝶”一句语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曾在梦中幻化成蝴蝶，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庄子，喻指所谓的富贵荣华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功名两字酒中蛇”用的是“杯弓蛇影”的典故。相传乐广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以前经常往来，但不知何故，很久都没有来家拜访，于是便设宴款待他。酒席之上，乐广问他的朋友为何久不来家，朋友说以前来吃饭的时候看到酒杯中有蛇，回去便病倒了。乐广听后便告诉他那是墙上的弓在酒杯里投下的倒影，朋友明白之后病便不治而愈了。这句和上句一样，指那功名也是虚幻之物，不必为此劳心劳神。
这两句同时援引了“庄周梦蝶”和“杯弓蛇影”两个典故，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及蔑视，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领悟，和“悟世”的主题相对。
前三句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奠定了全曲的感情基础，从句式上来说是典型的鼎足对。“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这三句的内容很浅显，描述的始终贫寒凄苦的生活，是乔吉的自我写照。寒风刺骨，雪花飞舞，家里只剩下一些残羹冷炙。住的是竹篱茅舍，到了夜晚灯光昏黄，自己还得在那如豆粒般大小的灯光下读书，生活是何等的清苦。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雪花、残羹、灯火、竹篱茅舍等事物，加之“尖”“薄”“残”“冷”等形容词清楚地描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书人没有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现实，引发人的深思。这也是前文作者为何会感叹富贵功名如梦幻的原因，到此，叙事与抒情很自然地便融为一体，丝毫没有生涩之感。
这支曲子内涵丰富，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乔吉一生落魄，怀才不遇，经过多年的漂泊，饱尝世间人暖，终于感悟到一切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心灰意冷的乔吉在破败的居所中写下了此曲，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总体来说，这支《卖花声·悟世》用词清丽典雅，语调婉转和谐，足以表现其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