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
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公神道碑》），遂作《感遇十二首》。
【其一】
这首诗是诗人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高在《唐诗品汇》里指出：“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二句，互文见意：兰在春天，桂在秋季，它们的叶子多么繁茂，它们的花儿多么皎洁。这种互文，实际上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括全株而言。春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之意。而“葳蕤”二字又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觉有皎洁明净的感觉。而“皎洁”二字，又十分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正因为写兰、桂都兼及花叶，所以第三句便以“欣欣此生意”加以总括，第四句又以“自尔为佳节”加以赞颂。这就巧妙地回应了起笔两句中的春秋，说明兰桂都各自在适当的季节而显示它们或葳蕤或皎洁的生命特点。一般选注本将三四两句解释为：“春兰秋桂欣欣向荣，因而使春秋成为美好的季节。”认为写兰只写叶，写桂只写花。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诗意。这大概是将“自尔为佳节”一句中的“自”理解为介词“从”，又转变为“因”，把“尔”理解为代词“你”或“你们”，用以指兰、桂。这样的解释值得商榷。首先，前二句尽管有“春”“秋”二字，但其主语分明是“兰叶”和“桂花”，怎能将“春”“秋”看成主语，说“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呢？其次，如果这样解释，便与下面的“谁知欣栖者”二句无法贯通。再次，统观全诗，诗人着重强调的是一种不求人知的情趣，怎么会把兰、桂抬到“使春秋成为美好季节”的地步呢？根据诗人的创作意图，结合上下文意来看，“自尔为佳节”的“自”，与杜甫诗句“卧柳自生枝”中的“自”为同一意义。至于“尔”，应该是副词而不是代词。与“卓尔”、“率尔”中的“尔”词性相同。“佳节”在这里也不能解释为“美好的季节”，而应该理解为“美好的节操”。诗人写了兰叶桂花的葳蕤、皎洁，接着说，兰叶桂花如此这般的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自身就形成一种美好的节操。用“自尔”作“为”的状语，意在说明那“佳节”出于本然，出于自我修养，既不假外求，亦不求人知。这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下文“谁知欣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的前四句写兰桂而不及人，“谁知欣栖者”一句突然一转，引出了居住于山欣之中的美人。“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感。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芳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便运用这一典故，使诗意更为含蓄委婉、情意深厚。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又一转折，欣栖者既然闻风相悦，那末，兰桂若有知觉，应该很乐意接受美人折花欣赏了。然而诗意却另辟蹊径，忽开新意。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这是其本性，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实际上，诗人以此来比喻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也只是尽他作为一个人的本份，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当然，不求人知，并不等于拒绝人家赏识；不求人折，更不等于反对人家采择。从“何求美人折”的语气来看，从作者遭谗被贬的身世看，这正是针对不被人知、不被人折的情况而发的。“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乃是全诗的命意之所在。全诗句句写兰桂，都没有写人，但从诗歌的完整意象里，读者便不难看见人，看到封建社会里某些自励名节、洁身自好之士的品德。
【其二】
这是一种修行境界在打坐中感受到淡泊明智、宁静致远。这种心如虚空唯一至精的感受谁能知道呢？对自己还没有达道的功夫的谦虚还是经常有一点心乱，想更上一个境界一念不生是谓诚。
【其四】
这是一首寓言诗，大约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欣甫、牛仙客执政后，诗人被贬为荆州刺史时所写。诗中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欣甫、牛仙客，说明一种哲理，同时也隐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二年后诗人就去世了，这首诗该是他晚年心境的吐露。
诗一开始就将孤鸿与大海对比。沧海是这样的大，鸿雁是这样的小，这已经衬托出人在宇宙之间是何等的渺小了。何况这是一只离群索处的孤雁，海愈见其大，雁愈见其小，相形之下，更突出了它的孤单寥落。可见“孤鸿海上来”这五个字，并非平淡写来，其中渗透了诗人的情感。第二句“池潢不敢顾”，突然一折，为下文开出局面。这只孤鸿经历过大海的惊涛骇浪，何至见到区区城墙外的护城河水，也不敢回顾一下呢？这里是象征诗人在人海中由于经历风浪太多，而格外有所警惕，同时也反衬出下文的双翠鸟，恍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乐，而不知烈火就将焚烧到它们。
而且，这一只孤鸿连双翠鸟也不敢正面去看一眼呢！“侧见”两字显出李欣甫、牛仙客的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他们窃据高位，就象一对身披翠色羽毛的翠鸟，高高营巢在神话中所说的珍贵的三珠树上。可是，不要太得意了！你们闪光的羽毛这样显眼，难道就不怕猎人们用金弹丸来猎取吗？“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这两句，诗人假托孤鸿的嘴，以温厚的口气，对他的政敌提出了诚恳的劝告。不愤怒，也不幸灾乐祸，这是正统儒家的修养，也就是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然后很自然地以“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这两句，点出了全诗的主题思想，忠告他的政敌：才华和锋芒的外露，就怕别人将以你为猎取的对象；窃据高明的地位，就怕别人不能容忍而对你厌恶。这里“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但用得很浑成，使读者不觉其用典，即便不知原典，也无妨于对诗句的欣赏。
忠告双翠鸟的话，一共四句，前两句代它们担忧，后两句正面提出他那个时代的处世真谛。然则，孤鸿自己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它既不重返海面，也不留连池潢，它将没入于苍茫无际的太空之中，猎人们虽然渴想猎取它，可是又将从何处去猎取它呢？“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纯以鸿雁口吻道出，情趣盎然。全诗就在苍茫幽渺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开始四句叙事，简洁干净，第五句“矫矫珍木巅”句中的“矫矫”两字，上承“翠鸟”，下启“美服”：“珍木巅”三字，上承“三珠树”，下启“高明”。可见诗人行文的缜密。后六句都是孤鸿的独白，其中四句对翠鸟说，二句专说鸿雁自己。“今我游冥冥”句，用“冥冥”两字来对衬上文的“矫矫”两字，迭字的对比呼应，又一次显出了诗人的细针密缕。这首诗劲炼质朴，寄托遥深。它借物喻人，而处处意存双关，分不出物和人来，而且语含说理和劝诫，颇得诗人敦厚之旨。
【其七】
读着张九龄这首歌颂丹橘的诗，很容易想到屈原的《橘颂》。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的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欣”，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欣”。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
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是地利使然，也就不值得赞颂。所以诗人发问道：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先以反诘语一“纵”，又以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岁寒心”，一般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张九龄特地要赞美丹橘和松柏一样具有耐寒的节操，是含有深意的。
汉代《古诗》有一篇《橘柚垂华实》，诗中说橘柚“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表达了作者不为世用的愤懑。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欣”，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按说，这样的嘉树佳果是应该荐之于嘉宾的，然而却为重山深水所阻隔，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慨叹之声。
丹橘的命运、遭遇，在心中久久萦回，诗人思绪难平，终于想到了命运问题：“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看来运命的好坏，是由于遭遇的不同，而其中的道理，如周而复始的自然之理一样，是无法追究的。这两句诗感情很复杂，看似无可奈何的自遣之词，又似有难言的隐衷，委婉深沉。最后诗人以反诘语气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它有“经冬犹绿欣”的美荫，又有“可以荐嘉客”的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阳虎对赵简主说，他曾亲手培植一批人才，但他遇到危难时，他们都不帮助他。
因而感叹道：“虎不善树人。”赵简主道：“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只树桃李而偏偏排除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简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骋想象和联想的余地。读这首诗我们不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政的昏暗和诗人坎坷的身世吗！这首诗平淡而浑成，短短的篇章中，时时用发问的句子，具有正反起伏之势，而诗的语气却是温雅醇厚，愤怒也罢，哀伤也罢，总不着痕迹，不露圭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十】
这篇诗的结构比较别致。它以三个互不关联的比喻组成。前六句以男性对一个游女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国家和君王的思念。中四句以兰花之被秋露摧残，即将凋谢，比喻君子被小人排斥。後两句以白云遮住了南山，比喻奸臣蒙蔽了君王；日暮比喻自己年老，难以为力。这些比喻，在古代文学中已经形成传统，所以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表达出此诗统一的主题来。张协《杂诗》、郭璞《游仙》已有此写法。（《程千帆新选新评新注〈唐诗三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