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
这是一首描写雨天景象的小诗。这首诗诗设喻新巧、描写别致，一联想丰富。全诗四句，全是眼望所见的景物，因此，“眼望”便是全诗的线索。空前的云涌是指眼望见，雨洒渭川是远望所见；天边归雁是极目远眺所见。这些使诗人有所思，有所感，诗人触景生情，借周围的景物扦发自己久居他乡的愁苦，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现实衰微的慨叹。
晚唐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军阀的连年混战，国势衰微，日趋末落，经济崩溃，民生涂炭。笼革朝野上下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再加上诗人一生颇不得志，为了求官，辗转他乡，一直到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在流离奔走中，亲眼看到社会的凋弊，了解了人民的苦难。这些自然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无限的悲楚的记忆，思绪中凝聚着不可排遣的忧虑。这悲楚，这忧虑自然会遣于笔端，写进诗中。这首诗，虽句句写诗，然而从诗人对景象的描写中处处能见到诗人所思，诗人所虑。
诗的第一句“乱云如兽出山前”，写的是雨前。诗人用一“乱”字，用“如兽”的比喻来描绘乌云的变化和狂奔的速度，形象而通真。第二句是写雨。雨虽不大，是“细雨”，然而是“和风”而来，因此弥漫了整个渭水两岸。诗人用一个“满”字具体写出了渭水两岸细雨迷蒙的景象。紧接着，第三句用了“尽日”二字写下雨时问之长，用“空漂无所见”写雨景迷茫，写诗人内心的空荡。这个“无所见”，是指没有一样具有生气的景物，没有一样令人欢心的事。一切全是灰濛濛的，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此时此景，诗人自己的心境便可想而知了。而最后“雁行斜去字联联”一句则更能反衬出诗人感情的凄苦，烘托出周围气氛的凄凉。在单调的灰濛濛的天空，来了一行归雁，又传来声声的雁鸣，这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样，这首小诗就不只是一首写景诗了，诗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由此可见，诗人借景抒情，设喻描绘的技巧是高明的。
小令在“废圃”的“废”字上做足文章。要表现出废园的光景，当然得让事实来说话。于是作者以八句的大篇幅，来列举出种种例子。这些例示并无一定的排列规则，隐示了“触目皆是”、“信手拈出”的含义。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又时出变化，避免了獭祭的单调。
起首两句，以断语的形式出现。一是地上的苔藓，厚厚地铺了一层，颜色已现苍黑；一是壁上的题诗，墨迹隐约可辨，显示了陈年的特征。苔上着一“古”字，而题作则重于其“痕”，一苍一旧，呈现着荒凉残败的气象。前者反映自然，后者关合人事，这一起笔就定下了全曲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另一种写法，出现了动作的形象。花卉无人照料，自开自谢，所余者稀，故曰“疏花”；落叶本已枯凋，飘坠日久，用上一个“老”字，妥帖传神，几无他字可易。“照水”、“沉沟”虽含有动词，到头来却归于静止。这又在荒败的景象上增添了几分沉寂。
“蜂黄”两句是互文见义，作者有意运用“蜂黄”和“蝶粉”的近义词，也可说是一句分作两句表达。“罗袖”在诗歌中多属女性的服饰，在该曲中显然是指绣屏上残存的仕女图像。“绣屏”是室内的布置，而蜂蝶竟纷纷登堂入室，“废圃”的残破不堪，就更不在话下了。
七、八两句为垂杨写照，则用了拟人化的移情手法。前述种种都是作者的观察，虽是着意细绘，却未有直接表达情感的机会。而此两句则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推近了作者的主体。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为下文诗人的直接出场安排了过渡。
结尾作者出了场，却已是在离开废圃之后。他甚而没有就此行发表进一步的感想，因为列示的景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只是以“寻村问酒”的举动来坐实自己的感伤，而“湖上”竟也是一片无人的死寂。这一结笔更加重了废圃的悲剧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选择了足与废圃前身引起联想的景物，如花叶蜂蝶、绣屏题痕、东风垂杨等。作者虽未言明它们变化衰残的成因，但作品感慨盛衰无常的主题，却在字里行间中表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