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这首诗是诗人秋天居住在昌谷家中，有感于读书无成，僻处一隅的咏怀之作。诗共十二句，前十句全是写景。这些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凄凉幽冷，彼此色调很不一致。作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构成特殊的情境，以与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相适应。这是李贺诗歌“奇诡”的一种表现。
首二句写山石。首句呈现出一派澄明雅洁的秋光水色，次句寓示霜风凄紧、草木枯凋的肃杀气象。秋水澄明，秋草枯瘦，这景象明丽而又晦涩，柔媚而又瘦硬，说不上是妍是媸，是荣是枯，叫人爱又不是，恨又不是，喜又不是，悲又不是。这类奇异的景物，正是作者当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矛盾心情的曲折反映。三、四句写竹。“侵衣野竹香”，野竹丛生，香侵衣袖，使人爱不忍离。“蛰蛰垂叶厚”，形容竹叶攒簇。傍晚时分，暮色沉沉，浓密的竹叶加深了夜的灰暗色调，则不免使人感到阴森可怖。四句起落频繁，转折急骤，迷离恍惚，变化莫测。
中间四句写空中景色。皎洁的衣亮从东山升起，高高地挂在湛蓝的夜空，显得娟秀可爱。衣中的桂树映衬着嫦娥苗条的身影，星星躲在云彩的下边，眨巴着眼睛在互相逗乐。这一切非常美丽，非常迷人。可惜都在天上，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笔锋一转，又回到人间，继续写眼前昌谷的景物。
九、十句写在严霜的摧残下，栀子花凋落，泉水从岩石的缝隙里一点一滴艰难地挤出来，发出幽咽的声响，仿佛伤心人的啜泣。写到这里，繁星闪烁，皓衣千里的澄明境界突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眼前幽冷凄清的场景。这两句对上是转折，对下是铺垫。结束二句写人事。作者是以张仲蔚自况，说自己成年累衣在昌谷攻读诗书，书案都快朽烂了，还是一事无成。“案将朽”三字极为沉痛，把自己满肚子的委屈一古脑儿倾吐出来。
这首诗的表现方法比较奇特。它不像一般讽喻诗那样，以叙事为主，中间穿插议论，抒发感慨，而是着力写景，渲染环境气氛，通过种种具体生动的形象，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怀。诗人笔下的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枯瘦冷涩。把这些色调极不协调的景物放在一起，显得既生硬，又瑰丽，既芜杂（相互矛盾），又鲜明（彼此辉映），从而产生一种极不寻常的艺术魅力。它生动地再现了特定时间（秋夜）、特定地点（昌谷）的景色，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处境和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