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杨柳枝》词是诗评家司空图的作品。司空图诗宗王维山林隐逸之风，其词亦然，清新自然，雅洁可爱。
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胜似传说中的桃源仙境。词人用淡雅的笔墨，传达出人间春色的无限情韵。
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前二十一句可算是第一部分，后十句算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七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籍田祀神之用，与《周颂·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揭露当时的帝王统治者重鸟轻人的残暴本质，颂扬晏子的能言善辩与机智、正直的精神。
人与人交流需掌握适当技巧，在劝诫指正别人时也应做到趋利避害。
劝阻他人也要讲究方法，有时应学会避其锋芒，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晏子不是直接劝阻，而是间接委婉地提醒齐景公杀了烛邹会影响他的声誉，从而使他改变了主意（晏子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