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全词表现的是作者的家国之思。以“十年”开头，突出地显示出时间的悠长。词人将这悠长的时间背景与一双泪巴巴的愁眼迭印到一块，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动人心魂的复合意象。古人有“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的名言，在这里，词人正是将他无限的愁怨与忧伤借这“阿睹”传达出来。使词作劈空而起，先声夺人，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今日思家”二句，解释十年愁眼不开的原因。“今日思家，明日思家”，则是十年来天天思家，却天天没有回去的希望。词人被这旷日累年、遥遥无期的乡思所折磨，愁苦之极，彻夜无眠，抬头所见，唯有“一团燕月”而已。常言道“月是故乡明”，词人特别点明是“燕月”，意在强调自己身在异乡异国的事实。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由月而念及故乡；苏轼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由月的运行而写出人的不眠。这首词写月，实兼以上二家之长，而一个“燕”字对渲染身居异乡敌国的凄伤情怀尤其有力。
一团明晃晃的燕月已使词人愁上加愁。楼上、塞上却又传来阵阵胡笳声，真是“那堪更听边城角。边城角，又添烦恼，又添萧索”（《忆秦娥·风声恶》）。月是“燕”月，笳是“胡”笳，不眠之夜的所见所闻，都莫不勾起词人国破家亡、离乡别土的痛苦，将他的愁怨之情推向极限。
上片前三句，从总体背景落笔，写十年间悠长的愁思；后三句从细节入手，写不眠之夜的痛苦。前者有如电影中的推镜头，展现的是时间流逝中的乡思之情；后者又象一个特写镜头，展现的是时间片断上的乡思之情。二者同古文中的互文手法一样，说明词人十年来夜夜不眠，时时对月，时时听胡笳。而燕月亏了又盈，胡笳天天如故，家国之思的痛苦却一天天在增加，如重山累迭，无穷无数，无尽无期。
下片从“思家”转为怀人，先回忆离家时的情景。“流霞”泛指美酒。“玉人”不详确指，《忆秦娥》词中也有“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不见心如焦”句，当是实有其人。
当初离别之时，“玉人”杯酒相劝，因为词人此去实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但遭此国难，他自知美酒的麻醉不足以解除心头的哀伤，所以只是与她默默相对，借着不成曲调的琵琶来抒发不堪言说的断肠意。“一从别后”便只有愁眼对月，枉自思念，正如《望江南》词中所说的“客心愁破正思家，南北各天涯”。归期未卜，相见无日，词人愁断肝肠。
思念之极，终于想到寄上一枝梅花，以慰其孤凄之心，以表自己的思念之苦。然而一转念，却又是“莫寄梅花”，一则故国早已物是人非，梅花寄往何处，自己茫然不知；再则“彩笺难寄，水远山遥”（《忆秦娥·马萧萧》），纵然知道寄往何处，又如何能寄去，何况即使寄到了，也只能为她增添愁闷和担忧，有何益处。这两句词，以平浅的语言将词人那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细腻，实是心理描写的妙笔。
全词抒写的虽是思家之情、怀人之意，却无不染上国破家亡的痛苦色彩。从那一双“愁眼”中，从那“弦弦掩抑”的“琶琵”声里，是不难体会到的。也正因为这样，词人的乡思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更能打动人心。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