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该诗用梅花顶风冒雪开放、发出芳香，比喻经过艰苦摸索、禅机顿悟的境地，从而表达了诗人劝诫世人为人做事应有梅花这般品性的思想。
这是两句借梅花傲雪迎霜、凌寒独放的性格，勉励人克服困难、立志成就事业的格言诗。关于梅花，宋范成大《梅谱·前序》说：“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尤物”，这里指特别珍异的花卉，也就是说，梅是一种品质高出群芳的植物。可见，作者用梅花来象征一种精神，这象征本身已包含某种哲理；倘再就其经受的“彻骨寒”与最终获得的“扑鼻香”，予以因果上的提示，则作为喻体的“梅花”，更寄寓着另一层深刻的道理。
作者是佛门禅宗的一代高僧，他借此诗偈，表达对坚志修行得成果的决心，说出了人对待一切困难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这也是这两句诗极为有名，屡屡被人引用，从禅宗诗偈成为世俗名言的主要原因。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